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文／新京报记者宋晨希

　　本期人物：雷颐

　　文｜新京报记者李佳钰 编辑｜胡杰校对｜郭利琴

　　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雷颐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起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并认准这是“最理想的生活”。又可以做研究，又不用坐班，“我理想就两个，一个是要读书，另外要有自由”。

　　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写作，著作译作达数十部之多。他写论文、写专著、写随笔，出专栏，介入公共讨论，atv，开设大众讲座，他没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更没忘记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使命。

　　他念念不忘40年前的那场考试，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

　　1978年，22岁的雷颐变换了三种身份：从军人、工人到大学生。他说，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他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雷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尤其我父亲，是学建筑的，那一代人，他们的抱负是科学报国、工业报国、也从小给我灌输这样的理念。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但当什么样的科学家，却是不停摇摆，比如有时候想当物理学家，有时候看到几本关于化学的书，想当个化学家，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天文学我特别感兴趣，有一段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天文学家。

　　我父母，虽然是学建筑的，但他们文学素养很深厚，而且他们从来不限制我读书，比如给我订各种杂志，有科学类的，《我们爱科学》，《科学家谈21世纪》，也给我们订《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当时比较小的时候就看连环画，看外国的比较多，所谓外国，就是苏联的比较多。后来看苏联小说。外国小说一直是父母的心头好书，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记》，一直小心翼翼珍藏。那会儿我还太小，看不懂文言的翻译，后来大了再读，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六十年代，大概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还是属于严格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