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上访数年都没有结果——

　　可能维权中途就被当地的维稳势力打压——

　　可能被开进田地的挖掘机一碾而过，还被定性为误伤——

　　当资本、权力与个体利益产生冲突时，弱者往往只能以命相搏。回过头再看新闻细节，这些维权纠纷的战线其实拉得很长，几乎都可以用“由来已久”形容。发生命案，只是矛盾充分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农民都遭遇过什么？

　　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所以范雨素说，“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2.农民工子女就学

　　《我是范雨素》里写了两种孩子的上学现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去上公立学校。

　　一种是她雇主家的孩子，有钱，找了高校学霸做家庭老师，一种是她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们，没钱，也没户口，上不了所谓的公立学校。很明显，两者又是很不一样的。

　　尽管我国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所有儿童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但身在城市、持有农村户籍的儿童在接受教育时普遍又面临着两重壁垒：

　　办证和交钱。

　　办证的手续繁杂，需要工作年限、相关证明、街道审核、网申，最后才是相关部门的联合审核，层层过滤下来，符合要求的农民工就屈指可数了。

　　同时，非本市籍户口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时，大多会被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有的称为“借读费”，有的叫做“择校费”。尽管国家每年都会下发各种规定试图遏制收费问题，但依然屡禁不止。高昂的学杂费又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

　　上不了公立学校，上民办学校总可以吧，不是还有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吗？

　　可是提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连《我是范雨素》里的打工者自己都说，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在那儿上学属于“黑学籍”，不能保证继续升学。

　　况且，想上也不一定能上。从2008年开始，各地就开始关停大量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合格的则纳入当地的教育体系，按照公立学校的标准招生。于是，不设限招生的民办学校不存在了，留下来的都是和公立学校一样设置了高门槛的民办学校。

　　很显然，中国6千多万的留守儿童，并不是父母不想把他们带在身边，而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负担一个孩子在城市里的开销；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显得冷漠，大城市通过严苛的入学政策控制流动人口，为的就是把他们连同父母一起赶回家乡。

　　2015 年，贵州毕节 4 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他们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 13 岁，最小的妹妹 5 岁。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爸爸外出打工，只留他们四个人自己照顾自己。这一新闻让留守儿童的问题获得了大量曝光，使它从政府和 NGO 的工作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