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利记得，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初中还是当地学联代表的他，“初中以后所有事情都靠边站，不能入团不能入党。”高考他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院校录取，而且只读一年又被“扫地出门”。

　　他说，那时候甚至对生父都谈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反动军官。”

　　谭安利告诉记者，生父的身份甚至让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次参加高考，而曾经和谭安利做过一年大学同学的李国杰，后来重新通过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记得，那时和李国杰是谈得来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在操场里看星星。当时他还怀着的理想，是造宇宙飞船，征服太空，可是直到1983年，湖南省电大增设干部专修班，他才终于读完了大学。

　　书信在两个渐行渐远的好友间维持着日常信息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写于2009年，在这封介绍近况的信中，谭安利写道“我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读，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几多梦幻。”

　　除了把书信捐赠给家书博物馆外，谭安利还自费把它们结集出版。至今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其中一本专门收集了包括李国杰在内的同窗间书信往来。

　　当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国各地，整理并出版家书是谭安利和亲朋重新建立联系的途径之一。

　　不仅家书的选用都要征集相关当事人的意见，有时候他还会把那些带着时代印痕的家书整理好寄给下一辈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书信产生兴趣。《见字如面》火了以后，关正文甚至开始收到有人专门手写寄来的书信，“明明大家有微信，有电子邮件，但还是要手写一封信”。

　　公司的人逼着他手写回了一封信，他觉得好玩，但是也明白，写信毕竟已经不是一种流行的方式了。

　　“如果我们节目坚持做10年，以后肯定是大量的电子邮件。”关正文说。“我们无意去追怀所谓即将消失的、纸质的、手写的、通过邮局传递的书信的传统。我们更看重的是书信提供的认知价值。我们读书信的真实目的，也是看到人身上深层的隐性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有越多的认知，在你碰到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形的时候才会有正确的选择。”

　　家书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谭安利对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他理解了父亲也是参加抗日，只不过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曾经的勤务兵带来父亲的大女儿在湖北的消息后，谭安利几乎想都没有想，当天晚上就给胞姐写了信。“尽管四十年前我母亲谭珊英正式声明与李华柏脱离家庭关系，我的籍贯也一直确认为茶陵，但血缘方面的关系仍是客观存在的。”

　　后来，他和三个胞姐见了面，最近一次见面就在去年，一起吃了饭，热闹了一天。谭安利还专门录了像，刻了光盘。他明白，这样的相聚机会不多了。姐弟几人中，他最年轻，也已经74岁了。

　　退休以后，谭安利也终于有时间去追回一些那个时代的记忆。他去厦门参观过母亲参加革命的地方，也到过西安母亲教书并和父亲相遇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红场，当年，谭珊英和陈柏生曾经一起站在那里，看苏联阅兵仪式。

　　谭安利也去找过生父留下的痕迹，他专门去了父亲的祖籍湖南武冈。那里的一位文史馆员告诉他，父亲在当地声望不错，“没有血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

　　他找人带着，去了父亲以前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临着路，可是说不清楚什么时候，那里修起了新的宽敞马路，老的路废弃了，房子也塌得没了踪影，原来的地基上有庄稼也有杂草。

　　（本文部分史料来自《安利家书选——五十年亲情血脉浓》《岁月印痕——五十年书信同窗情谊深》《黄埔女兵足迹》《家书抵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