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的苦楚隔三差五地击中谭安利一家，也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家书曾经是中国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可是现在，谭安利自己也很少写信了。他有时候会给老朋友寄上一两张明信片，“试验一下”，但有些信甚至都不知道寄丢到哪里去了。

　　薄薄的不起眼的几张纸在很多人眼里“家书抵万金”。直到现在，张丁的办公室一天还能接到二三十个电话，有一段时间，他在办公室支了一张行军床，因为半夜的时候还会接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越洋电话，询问捐赠事宜。他见过不会用电脑的老先生，为了把家书整理出版，自学打字后把这些书信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总计超过100万字。还有耄耋老人急切地想把家书捐赠出来，“因为后辈不感兴趣，也没法保留”。

　　谭安利一家就一直在时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时代就离开家的母亲，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时这个家庭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去世前做过官的外祖父，曾经在村里起了一座两层楼，“宽敞极了”。可是陈加记得，等到他们3兄弟和母亲回到茶陵的时候，屋子只有一层可以住人，第二层连楼板都没铺。

　　只有舅妈住在破败的两层楼里，外祖父的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母亲是那时唯一归来的。家里没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好在那时有义仓，专门供给这些从外地陆陆续续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跟谭珊英取得了联系，写信告诉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当局通知茶陵县政府为你设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见到谭副主席（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记者注）又当面与之谈过，当一定为你设法也。”

　　谭安利告诉记者，当时母亲可以选择去银行机关工作，但是她还是选择留在小学。从那时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当地普通的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谭余保也接见过她。看到她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度日艰难，谭余保提议把大儿子陈洣加送给陶铸抚养。

　　陈洣加以为要从此离开妈妈，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谭珊英知道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怕什么，不想去就不去。”再也没有提起过把儿子送走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在这个家庭里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隔离审查，然后是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

　　谭珊英也曾写信给孩子，希望“能回来转转，多给我以思想上的帮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愿望只能落空。谭安利回忆，在母亲被关牛棚无法与兄弟见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们兄弟3个凑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谭珊英早已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却因为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不能离开。陈洣加和谭安利都在那几年迎来自己的孩子，作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请假去照顾，但是请假条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个人在干校，等待自己第一个孙辈降生的消息。

　　“那个时候讲阶级情，不讲家人感情。”谭安利说，“和家人团聚那是旧的风俗，要破掉，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谭安利决定把1500余封家书全部捐给家书博物馆。如今，已经有5万多封家书藏在这里。这些来自普通家庭的书信，曾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也在最近登上了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的舞台，和张涵予等明星一起，在网络上“红”了一把。

　　在这档以读信为主的综艺节目中，“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是总导演关正文一开始就定下的选信标准。

　　节目组选用的书信跨度超过两千年，这些依靠古老方式传递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收获了单期最高超过6100万的点击量。

　　关正文说，之所以观众有共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丰沛的价值认知”。本来无意发表的书信，“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穿着随便”，展现的都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谭安利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团聚在一起。可是如今在深圳待久了，他已经慢慢不能习惯老家湖南的气候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