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美国，写在战争时代的书信经常遭到损毁，随便乱放，被水或火毁掉，或者被人丢弃。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经过滤的历史资料。它们是目击者的陈述，记录的不仅是战争的详细细节，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胶片不能替代的个人见解和观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们民族自传的又一页。”卡洛尔曾经如此介绍这项活动。

　　张丁因此准备在国内征集民间家书。学历史的张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家庭历史，“平民并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背景，也是在舞台前部活动的演员。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抢救家书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张丁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旁边的小区里，租了两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办公室的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两人。但是从第一个月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家书寄来，还有老人，带着家书乘火车过来，只希望能够为这些已经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书信，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

　　吴佩孚军队的小文书写的家书里，军阀不是脸谱化的恶霸，倒是有“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文革”结束后北京郊区的一位小队会计，家书里藏着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14岁离开家以后，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她第一次见到陶铸。那时的陶铸“穿一身青布学生装，留着分头”。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别无他物”。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早餐啃大饼馒头，中晚餐买一份盖浇饭充饥。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那时，谭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的生活艰苦极了，谭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当铺，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女儿出生后，她没有喂过一口奶，只买了一磅奶粉，就被第一任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

　　当陈柏生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时候，接收人给他一封铜板做车费，可是他心里想，我孩子都不要了，还要你的车费吗？头也不敢回，拔腿就往家走。

　　回来的时候，谭珊英正在伤心，陈柏生安慰她，“阿珊，你不要伤心，把孩子丢掉虽于心不忍，但为了今后的革命工作，不得不如此。你不是听何振声说过，她在当时的行军路上生了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送给当地老百姓了吗？”

　　后来，她和陈柏生去苏联学习前夕，又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行程，她把孩子送给别人照看，不到一周岁就病死了。在谭珊英回归家乡以后，她的大儿子陈洣加经常听到母亲叹息，“那个男孩儿好漂亮得嘞。”

　　经历过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谭珊英变得越来越平静。谭安利和大哥陈洣加都不记得见过母亲悲伤或者愤怒。但在1961年，当3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才在正月初七无奈地给谭安利写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

1968年谭珊英母子在韶山。

1936年谭珊英在北京。

部分写于民国时期的家书。（家书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