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90年来到深圳，此前在湖南衡阳机械工业局的一个下属公司做经理，负责当地三十几个机械厂的物资分配。随着计划经济的壁垒打破，这个风光无比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他不得不带领一批人到深圳“打开一扇窗”。

　　到深圳时他年近半百，衰老和疾病开始占据他的身体，因为眩晕症，医生甚至警告他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妻子还在衡阳的工厂里上班，大女儿眼看要第一次走出家门读大学，年迈的母亲正在步入人生最后的时光。这一家人又一次被新的时代潮流冲散。

　　在历史的起起落落中，直播，这家人见惯了分分合合。姨妈1952年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内蒙古”，最后在那里去世。弟弟1965年高中毕业时决心“学习董家耕献身社会主义新农村”，还给县委写了血书。在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山区农村一待就是10年。

　　舅舅后来倒是一直留在老家茶陵，但是因为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镇反”时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恢复公职时“两耳听力已减少百分之三四十”。

　　如果不是当年离开家参加革命，谭家有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湖南茶陵县美吉村老家，谭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里官做得最大的人。那时候，他们所在的村子和邻村经常因为水利问题发生冲突，村子里的人下决心要供出一个读书人，就选了他外祖父。

　　去参加革命前，谭珊英也已经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在当地谋一个教职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热闹的革命气氛，给小女孩儿带来的吸引力。

　　“五卅”运动时，谭珊英跟着游行队伍一起，举着三角小旗上街，她直到后来还记得当时的同班同学发表演说时痛哭流涕，大姐谭道瑛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抓起领事馆的铜招牌，往塘里一丢，自己也溅了一身水。

　　那时候，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刚开始招收女生，考试的时候第一关就是检查身体，好多人因为害羞不敢解开衣服让医生听诊。从湖南长沙到武汉，谭珊英和同学一起坐在火车车厢地板上，背靠着背，车厢里又闷又热，可是心里高兴极了，“谁也不感到难受”。

　　三八妇女节，军校女生队开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谭珊英和另一位姐妹背着驳壳枪站在主席台两侧守卫。“那时我感觉多自豪啊。”

　　到厦门寻找共产党之前，谭珊英见过国共分裂时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有一次在马路边的楼上，她听到吹杀人号跑到窗边，楼下有一个穿灰军服的被押人员抬头朝她点头微笑并高喊口号，她才发现是经常来她家的一位同乡。谭珊英的大姐也是这个时候在长沙被捕，她记得大姐牺牲前说，“妈妈不要难过，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她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去厦门找共产党，于是谎称是去广州考取中山大学。然后，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陈洣加。谭珊英本来给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离茶陵美吉村不远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也没有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国成立后，谭珊英随着工作四处搬家，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包袱和一个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无人居住渐渐荒废，最后卖给了别人。直到1992年去银行，奔波了一辈子的谭珊英都没有住房，银行账户上只有1000多元。

　　从苏联回来后没多久，谭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陈柏生就因为肺病去世。1942年国共合作期间，谭珊英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这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谭珊英的重要罪状。

　　“起初我有点想不通，我的历史已交代清楚，毫没隐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后来一想，整（清）理阶级队伍嘛，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为什么不该揪出来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谭珊英在给大儿子的信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