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随着宋太祖朝收兵权与抑制武将集团方针的推进，特别是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重心转向内部，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于是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即军功集团迅速在政治上消解，科举出身官僚日渐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当政者的施政思维与方式。也就是说，伴随军事贵族的消亡，通过军功上升的通道受阻，社会精英遂集中到读书科考之路，相较于以往秦汉、隋唐军功贵族对大一统帝国的追求，宋朝科举文臣设定的目标更为实际，也更加理性，通常抵触过于冒险的举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实用主义的盛行。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宋代的英雄主义意识逐渐淡化，而现实主义观念显著增强。

　　再次，宋代又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时代，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货币的比重日益加大，其中商税和专卖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收入。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思维，无形中产生了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迫使他们更为关注现实利益，从而助长了实用主义政治的流行。如：宋太祖朝就解除了开封城的宵禁管制制度，加上坊市限制的瓦解，城市经济生活的能量得以巨大释放，官方则无疑从中获利匪浅。另外，宋朝对民众人身的直接控制逐渐放松，也就是通过税收的手段来取代。再如：宋朝惯用议和方式化解边防危机，便与市场交易意识的渗透存在关联。像北宋中叶名臣富弼指出：“澶渊之盟”不算失策，因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比之交战的军费开支，不及百分之一二。甚至于应付下层造反时，宋廷也考虑招安，同样具有降低成本的用意。

　　最后，一方面随着宋朝政治呈现宽松的氛围，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与知识水平的显著提高，都使宋代社会意识更为开放，以至于长期遭受抑制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释放。遥想当年，两宋城镇中贴近百姓生活的市民文化流行，传统的士大夫不仅出入佛、道，也不同程度受到市井气息的熏染，甚至宋朝的很多皇帝亦不能免俗。这种前所未有的浓郁的世俗化、商业化氛围，对神圣而僵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及腐蚀，当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统治集团，为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治国思路的出台，提供了观念意识上的动因。

　　澎湃新闻：宋代长期存在着“以文驭武”、文臣统兵的现象。文臣主兵是否能给文臣带来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病呢？

　　陈峰：在宋朝“以文驭武”规则下，文臣通过统兵和指挥作战，的确有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宋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颇有贡献的儒将，如北宋的张亢、王韶，南宋的辛弃疾、余玠等人即是如此。若要说因此可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弊病的话，只能算勉强有之。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前官员在职责上有文武分工，但在身份上却并无明显隔阂，也谈不上彼此的绝对尊卑，如“出将入相”的现象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相当普遍。而在“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导向下，宋朝的制度设计则终止了以往的传统，使文臣与武将在身份上产生巨大的鸿沟，彰显出的标识是文尊武卑，文官自然不愿踏入行伍之列，武臣更难以转为文官，“出将入相”当然不再重现，j2直播，从而严重削弱了武将的地位与吸引力。

　　在宋代很长时期里，文臣只要资历够了，即使完全懵懂军旅，仅善于纸上谈兵，也可主管军事，上可以出任军事决策的枢密院首脑，下可以就任战区的统兵指挥官，武将则只能成为副手或部属。同时，文臣出任将帅后，通常不放弃文官的身份，像范仲淹在主持鄜延路御夏战争期间，便与另外几位同样背景的将帅坚决抵制了改换武官的诏命。于是，宋朝大多数文臣纵然投身军旅，其实并未置身沙场交战之中，既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名将，事实上也不愿成为将军。因而，宋朝文臣主兵，更多暴露出的是短板，这就很难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端。两宋边防长期限于困境，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澎湃新闻：宋代的治国理念有哪些成功之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哪些失败的地方必须引以为戒？

　　陈峰：从后世批判总结的角度来看，宋朝治国理念中正反两方面的内容都值得关注，其中可为今天借鉴的正面内容主要有三点：其一，在施政中重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减少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干扰，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二，倡导开明宽松的朝政环境，避免了偏激暴政的结果，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也使两宋统治维持三百多年；其三，始终高度重视文教建设，为此持续投入和弘扬，使得宋代文教科技取得非凡业绩，世人所熟悉的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即在宋代，此非偶然。

　　陈峰等著《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