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这是海内外学界所公认的。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两次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著称于史。在宋史研究学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教授看来，这种“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澎湃新闻实习生张弛、王旭，就宋代军政特点、治国思路等问题专访了陈峰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走上宋代军政史研究道路的？对于您来说，和两宋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一领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

　　陈峰：1984年，我师从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宋史，最初以宋代漕运为研究对象。毕业到西北大学工作后，有十多年时间仍重点探究漕运专题，atv，并由宋代延伸到前后时期，发表过一些论著。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从经济史转向军政史领域，这还是源于自己的兴趣。

　　我想，大概所有男人自小都有喜枪弄棒的爱好，对军旅一类的事情充满好奇心。记得在“文革”后期，正上中学的我读到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以及现代学者林汉达先生写的《春秋故事》等书，很为历史上英雄豪杰的事迹着迷，也想了解更多的战争内容。所以，当我大致忙完了手头的漕运问题后，便自然有圆少年时代之梦的冲动。最近，我在读老友李伯重长兄馈赠的《火枪与账簿——早起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在序言中发现这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有类似的心迹表露。

　　当然，在教学与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悖论常常困扰着我，就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如前辈史学家陈寅恪所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两次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著称于史。这种“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其实，这正是宋代军政史领域具有的独特魅力。应当说，我转向这方面研究也有试图寻找答案的动机。

　　宋代军政史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既包括当时军事范畴内的各种问题，也包含军事与政治及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我认为该领域研究主要有三项意义：其一，尽可能厘清宋代军事力量的状况、效能及其弊端，包括军事战略思想、决策指挥体系、军队结构、作战方式乃至于军礼等演变，从而为加深认识宋朝边防失利的根源提供依据；其二，相较于对宋朝文臣士大夫的关注，武将及其相关问题则显得要寂寞许多，对两宋的武将群体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比较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角色、地位及作用的变化轨迹，并透视由此带来的影响；其三，在进而探究宋代军事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可以透析“崇文抑武”方略导向与社会风尚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进一步揭示宋朝时代特征形成的根源。

　　以往学界对宋代军政问题已有许多的研究，或专门的论著，或其他著述所涉及，如张荫麟、邓广铭、聂崇岐、漆侠、王曾瑜和海外前辈学者的论述，还有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但全面与多角度的论述似乎还不够，故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宋代军政史很有必要。

　　澎湃新闻：在您的论著中多次提到，宋代的治国思路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哪些？

　　陈峰：与以往的秦汉隋唐等王朝相比，宋朝的治国思路的确有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并且是逐渐递进交织而形成的。首先，根源可以追溯到宋朝开国初期。用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话说：赵匡胤既非贵族世家出身，也不是胆魄超群的乱世奸雄，登基前无赫赫之功，所以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也不能与曹操、刘裕之流比拟。因此，宋太祖建国后便满怀畏惧之心。（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也就是说，宋太祖缺乏宏大的气魄，凡事都谨慎行事，求稳惧乱，通常立足现实考虑问题，他的宰辅大臣在施政上也自然与之适应。最典型的例证如：当年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朝代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对统一各地的部署，也是采取稳妥的先易后难的“先南后北”战略，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地区，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宋太祖的实用主义治国思路，开创了宋朝治国的重要特点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