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等不同方式，在国内已开始探索，却遭遇难堪的局面。2016年，湖南长沙医改，药品加成取消，医保控费引入病种付费，改革幅度较大。然而四五月间，湘雅系的大型公立医院竟然拒诊癌症患者，理由是医保支付不及时。事件发生时，恰逢长沙医保结算协议签订的时期，双方似乎正在讨价还价的角力中。

　　争议无法通过公开谈判解决，拒诊患者把事情闹大，在舆论和上级部门介入后，各方才坐下来内部协调。湖南省物价部门随后在当年7月发文，部分大型医院“药品、高新技术占的比重大”，提高大型医院价格标准，弥补药品、检查降价后的损失。

　　医院似乎扳回一局，这种有博弈而无公开谈判的机制，被一些业内人士批评为牺牲患者来作为博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医学伦理上说不过去。

　　台湾中英医疗社团法人执行长林金龙曾经在台湾医保部门任职。据他介绍，台湾的政府部门、医院协会、医生组织、工会、政府雇员组织、患者组织、专家学者每年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进行繁琐的谈判，确定第二年的医保收费水平、病种价格、基础医疗服务项目等；谈判既要基于历史数据，也要考虑量入为出，专业化程度高。

　　在台湾，这一机制是固定常设的，由全民健康保险会统筹，委员会组成是在专门网站上公开的，相当于把中国大陆的物价、医保、医院各自分割的职能放在一个透明平台上。

　　并且，除了参与谈判的人员来自方方面面，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是既要考虑历史数据，又要考虑医保的量入为出。2月，台湾全民医保会已经在酝酿2018年的谈判，目前正在推选代表。这些代表们要考虑的有年度总额和服务价格谈判等大问题，有些议程甚至细到某一品牌的骨科耗材的报销范围。

　　前几年引入医保总额控制时，上海、北京等地医保部门和医院试水了谈判机制，依据医院和医保根据前三年收入水平和医保费用，确定下一年度医保总额，这样的谈判内容比较粗放。即便这样，由于基础价格还是由物价部门来确定，医保缴费水平则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确定，地市级医保要看紧钱袋子，医院总嫌钱不够，可谈判余地有限，很多谈判流于形式。医保部门根据医院收入水平、等级等分蛋糕，谈判则像从医保领一个具体数字回去。

　　公立医院长期习惯于定价方式和支付方式过于单一的项目管理制，然而，这匹小马难以拉动数万家医院的大车。

　　在呼吁放开医疗服务管制、多元化付费的同时，促使医院和医保逐渐学会理性谈判，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