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点一点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自以为和被研究对象建立起的这个亲密关系，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建构罢了。这个单向的亲密关系在我无数次的受挫和失望中被不断地加固和强化，最终在它破灭的那一刻，由它支撑起来的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了。

　　我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再难以感到更多的失望，而只剩下麻木。一瞬间，我突然好想离开M市，想回到学校，回到之前那些自己认为能够把握并且处理得很好的田野中去，回到自己不曾这样强烈地质疑过自己的人类学象牙塔中去。

　　离开L机构的那一天，我问琪姐，“运营这个机构五年了，你一直在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琪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真的要说最终目标的话，是‘妓权’吧。”她看我没有说话，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觉得，能走一步是一步吧。”

　　琪姐说我可能是机构的最后一个实习生，因为五年前机构创立时申请的基金会正在逐渐撤资，机构将在一两年内面临生存问题。我突然想起琪姐曾跟我说，她一直坚持这个选择是因为“姐姐”们也在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连“姐姐”都没有认同我们，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说我们的坚持是为了认同她们的选择呢？

　　我终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而我也知道，在我离开时的那个暴雨天中，我那和雨水一样沉重的心情，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机构和它的命运。

　　六

　　在归程的火车上，我无意间打开手机里的阅读器，看到排在第一个的正是潘绥铭教授的《我在红灯区》。一个月前，我以为我坐着这辆火车，去往的是一个潘老师笔下的“真实的红灯区”，我甚至带着一些骄傲感，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带有刻板印象和私人立场的研究者，一个随时可以跳出自己的世界然后进入到别人世界中的人类学学生。而这一个月中，j2直播，虽然我不再有接触人类学之前的那种对红灯区的想象，但我所以为的那个“真实”的红灯区，同样也是很多研究者笔下的那个红灯区，却又成了我的另外一种想象。

　　我做过一些田野，也写过一些关于那些田野的学术性作品，但唯独从这个从来都不乏读者和关注点的田野回来后，我从未曾动过笔。因为那一个月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说是自我想象不断被推翻的世界，可以说是自我反思和质疑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我思考和经验自己的人类学的世界，但它唯独不能被看作一个研究地点和一个田野地点。因为在红灯区的那一个月，我从来都“不在红灯区”。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ynanth），原题为《说“人”话|尚书：我不在红灯区》。尚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