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我站在这个狭小空间的中心，突然有种看不清她们每个人的脸的错觉，而只是听见她们的笑声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朵边倒带然后回放。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的血液凝固到来不及去理解我的处境。我看见阿筱僵硬地扯起嘴角，然后边给她们拿套，边试图和她们聊天：“你们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她们拿了套后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又开始沉默地低头玩手机。阿筱愣了一会儿，拉着我走了出去。“习惯就好。”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阿筱说了这样一句话给我。

　　我们进的第二家“美发店”并不是主动进的，而是被“拉”进去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姐姐”站在门口抽烟，看到了阿筱，非常热情地给她打招呼，并半推着让我们进店。“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礼物呀？”那个“姐姐”凑上前来，非常愉悦地对阿筱说：“上次那个湿巾纸不错，今天再多给我些吧。”随后，店内的其他“姐姐”也都涌上来，甚至伸手去翻阿筱手臂上挎着的布袋子。阿筱一面把东西给她们，一面紧紧地护着袋子，不停地说：“你们不要动，让我来拿给你们好不好！”我和阿筱被一群“姐姐”围着，在推推搡搡中都有些站不稳，耳边全是她们说的“哎呀不要这么小气”之类的话，并夹杂着她们戏谑的语调和笑声。

　　好不容易出来后，随之进的后几家也都差不多如此。我突然开始疑惑，我们对她们来说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媛媛姐那里，我找到了我和机构存在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在这一天又被打碎并消失得荡然无存，仿佛我们只是她们口中的“发套的”和“提物机”。

　　在那一条湿漉漉的破旧街道上，我跟着阿筱一遍一遍地进店然后出来，最后连失望的情绪也没有了，只剩下麻木和困倦。在街道拐角处，阿筱突然转过头问我：“你累吗？”我点点头。她说：“我也累。我们快点走完剩下的几家，早点回去吧。”我再次点点头，然后忍不住问：“你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阿筱扯了扯嘴角，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在最后一家要进去的店的门口，阿筱停下来，半侧着身子对我轻声说：“来这儿的这几个月，我早就把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也只当成一份糊口的工作罢了。”说完，我看见她再次把手中布袋子的开口紧紧地护在胸前，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五

　　琪姐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我并不相同。当第二天我带着一些焦虑跑去问琪姐，到底媛媛姐那样的“姐姐”才是真实的还是我遇到的那些“美发店”的才是真实的时，琪姐说，无所谓真实不真实，但后者确是常态。琪姐觉得，这种常态是因为“姐姐”们自身的身份和社会阅历让她们难以相信你，更难以亲近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去让她们相信你和亲近你。

　　大抵我和琪姐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差距。只会在这里实习一个月的我，或许是抱有了太多我以为自己不曾抱有的想象和期待，而这些想象和期待太重了，重到即使跌得支离破碎，那些碎片也仍深深地扎进我的血管里。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往后的日子中我几乎再也没有找回过遇到媛媛姐的那天的心情。我不断地处在质疑自己、质疑他人、质疑生活以及被质疑的循环往复中。

　　琪姐曾说，每次要去一个外展地点时，你会发现总有一两个你特别想见到的“姐姐”。但在这接近一个月的实习时间中，我反而开始害怕见到一些“姐姐”，害怕她们质疑我、鄙夷我、可怜我，害怕她们问我她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这些日子中，第一天和媛媛姐之间的经历似乎成了我唯一安慰自己的幻想。而这个唯一的幻想在我快离开L机构前的某一天，也被残忍地打破了。

　　因为严打的原因，我再次见到媛媛姐时，距离第一次见到她已经二十多天了。她换了一套黑色的裙子，一个人站在低矮的屋檐下抽烟。我近乎是小跑着过去，和她打招呼时内心的欣喜和思念难以抑制地往外渗。我想和她说很多，想问她最近有没有和儿子联系过，想问她最近有没有再被找麻烦，想问她这些天过得好不好。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她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冷淡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我，然后随即又望向了别处。这个突如其来的冷漠感让我欢腾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不知所措的我僵硬在原地，有些尴尬地出于习惯性动作从袋子里拿出一些套给她，她摆了摆手说：“我不要。”我又拿了些其他小礼物给她，她接过后说了句“谢谢”，然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