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媛媛姐聊天的同时其实是一直有“客人”从我们面前经过的。只要有男性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脚步路过,通常是过来“挑人”的。而这时候,旁边站街的“姐姐”们会主动走到他面前;琪姐说,如果客人选中了这个“姐姐”,就会和她眼神确认,然后跟着她去小房间。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一件事是,我正聚精会神地和媛媛姐聊天时,眼前的光线突然被遮挡住了。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位身穿白色体恤的瘦弱男人,大约不到三十岁的样子,涨着通红的脸指了指我,说了一个字:“你”。其实当时我的惊讶更多地不是来自被当作“姐姐”,而是来自这个“客人”的形象:他的眼神躲躲闪闪,表情像是做错了事而不知所措的孩子。而在这之前,这些人在我心中的刻板印象总是和发福与谢顶脱不了勾。 而在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身边的媛媛姐已经站起来,捡起地上一片碎塑料朝他身上扔去,气急大骂道:“你滚!你禽兽吗?人家还是学生啊!你给我滚开!”然后又转过来有些担心和着急地对我说:“你不要太在意……他眼睛瞎了才会这样!” 那一瞬间我看着媛媛姐,突然心里特别难受。她那些一举一动,就像是一个母亲因她的孩子被当作了妓女而有的歇斯底里。那一刻她只在乎我是不是被不尊重地对待了,却从来不在乎一直做这一行的自己是否曾有被尊重过。我拉着她的手,轻声对她说,“没事,没事的”。 那一天和媛媛姐聊了很久,直到走的时候,她认真地看着我和琪姐,说:“真的很谢谢你们,也只有你们才愿意听我说这些话,也只有你们才会关心我们这样的人了”。 四 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经接近八点了,我从公交车站穿过一个村镇小集市,用很少的钱买到了一些很好吃的粗粮填肚子,一路上心情非常愉悦。我甚至开始为这种毫不费力就融入田野的感觉感到沾沾自喜,并且认为它来自于自己之前对这个课题所做的功课。 然而,这种天真可笑的踌躇满志在第二天就被击得粉碎。 那一天是我和阿筱一组,也是去到一个城中村。那里没有站街的“姐姐”,但有很多家“美发店”。其实在L机构待久了后,养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习惯就是每次遇到站在街上的女人或者美发店都会下意识地多看几眼。后来我问阿筱,你们怎么区别哪些美发店是,哪些不是。她说,很简单,你走进去看一看,看男的多不多,女的都怎么穿,理发设施齐不齐全,然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在L机构时,上午的时间用来记录前一天的外展情况,然后下午再去到一个新的外展地点。每天下午出去之前,会根据上一次记录中当地的人数和习惯来确定这一次要带哪些东西去。除了每次必带的避孕套、润滑油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礼物,比如验钞灯、湿巾纸、小手链以及上面印着“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份工作”的小镜子等等,而最具有创意的当属“套财包”,是一个红包里面装着一张一块钱和一个避孕套。出门前,阿筱告诉我,待会儿把包“看紧点”,我有些疑惑地点了点头。 我们进的第一家“美发店”的空间非常狭小且昏暗,似乎大开着的玻璃门也放不进外面的阳光。几个年轻的“姐姐”坐在椅子上穿着粉红色的上衣和短裙,在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下意识地抬了抬头,然后又继续低下头玩手机,就像刚刚没有任何人进来一样。阿筱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朝她们说:“你们还记得我们吗?L机构,是关爱外来流动女工的,半个月前来过一次……”接下来仍然是一片诡异的安静,昏暗的空气中似乎只有她们手机屏幕的光线中浮动的细小尘粒。这时,突然一个坐在角落的短发“姐姐”对着我们把手伸了出来,她头也没抬地看着手机,说:“把东西给我吧。”坐在她旁边的长发“姐姐”听到后疑惑地看向她,问道:“你认识她们?”短发“姐姐”笑了出来,说:“不认识啊,但是她们经常来发套。”“噢,原来是她们!”坐在另一个角落的“姐姐”也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那赶紧把套给我们呀。”说完,她们互相以揶揄的眼神对视,然后开始大声笑起来。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