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所到之处，市民纷纷变为“街头拍客”，拿出相机或手机来拍摄市长，然后拿给旁边的人看，“看我拍的耿市长。”还有的年轻人向市长索要签名，说“您是我的偶像”……

　　大同市民卢廷高也是在一次次围观中熟悉耿彦波的。

　　这位大同机车厂的工人，年轻时学过播音，善于模仿别人说话。他告诉澎湃新闻，耿彦波说话是和顺口音，听起来有“味道”，讲东西也有想法，一看就是“带着伟大理想和抱负来的”。

　　“把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完全保护下来，到新区里面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时至今日，卢廷高仍能模仿耿彦波的语气完整背诵一段话。

　　这段话来自耿彦波2011年12月获得“中华文化人物”称号时录制的一段视频。

　　颁奖典礼现场，耿彦波从文化学者余秋雨手中接过奖杯，同时分享了对城市发展的看法。

　　他表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纵观世界的名城名市，都是以文化来扬名的。今天人们处在全球化时代，千城一面、极其无个性，是这个时代城市化的最大危机。为了让大同避免平庸化、同质化，也在试图找到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大同模式”。

　　争议

　　就像硬币有正反面，当选“中华文化人物”的耿彦波曾说过，对一个从政官员来讲，这条古城保护的道路，充满艰辛、风险和争议。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拆迁。

　　2016年11月，大同古城内的太平街，部分房屋已被征收。

　　大同市民王建是其中一位。2014年，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自己曾住在古城内北城墙脚下，2011年9月遭遇强拆，期间还因为言论不当、行为过激被公安机关拘留多次。

　　王建说，反对拆迁的理由很简单，补偿不合理。“装修没有补偿，搬到城外也不算地段差价。”据他透露，房子是2002年左右买的，五证齐全，政府给的补偿标准是拆1平方米补1平方米，安置房面积如果超出标准，要按相应的阶梯价格购买。

　　2013年9月，坚持到最后的王建在拆迁前一天分到了相对理想的安置房，此后，政府又以困难补助的形式拿出11万元作为补偿。

　　但王建并不认为是胜利——2012-2013年，他称至少见证过50起强拆。

　　他还说，如果不是自己态度强硬，很可能会和大多拆迁户一样，租房、排号、等待新房分配，住到距离老城七八公里外的地方。

　　澎湃新闻了解到，因为拆迁进度超过安置房建设进度，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古城内的拆迁户只能一边租房，一边排号等房。有的人家，一等就是一两年。

　　2016年11月，开奖，大同古城内的太平街，仍有居民住在此处的棚户区。

　　享有“古城卫士”之称的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耿彦波在大同时把当地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包括明清民居全部拆光，打算全部重建，以重现辽代城市风光，这是“拆了真古董，却做假古董”。

　　中国新闻网也曾援引考古学家杭侃的观点，“不赞成大同这种复建，复建只是造了许多假古董，而且会对地下文物古迹造成破坏。”

　　对于质疑，很多大同人并不完全认同。

　　当地政坛相关人士坦言，安置补偿确实不高，强拆也存在，但放在当时，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大量工作要推进，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完成拆迁，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能被牺牲掉。

　　上述人士同时指出，不同居民，对拆迁的态度也不相同。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大多盼着拆，原有住房条件太差，稍微有点办法还是愿意住楼房；而新买楼房的人家，当然不愿再折腾。

　　至于造“假古董”的说法，安大钧更不同意。

　　他向澎湃新闻介绍，古城修复前，还保留有城墙夯土6000多米、古街古巷180多条、传统四合院1500多座、全国和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这些尚存的传统风貌，为古城修复打下基础。

　　对于如何保护和修复，专家层面也有过激烈讨论。比如城墙，有人提出在原有的夯土外部罩上玻璃。

　　“包上罩子，那还是城墙吗？”安大钧认为，今天文物修复领域多提倡“最小干预原则”，这一理念来自1964年《威尼斯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