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者会发生心理上的崩溃。”安徽师范大学何海波在其论文中写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虑，“一方面，童年时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们应对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刚刚离开学校或者家乡，还没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对于田玉来说，在最后关头，她甚至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联系，实在有事就通过表姐，与表姐失联，就切断了所有亲情援助。

　　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阂，体现在许多留守儿童身上。在记者采访中，时常听到这样的倾诉：“12岁以后，我就不会让我妈洗内衣”，“进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张床上，感到特别不自在” “我从来都只叫‘妈’，叫不出口‘妈妈’——”

　　“许多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爷爷奶奶照顾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才重要！可那时候你已经丧失了跟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最关键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乔东平说，“那时再来建立亲密关系就很难了，这些孩子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会扩展为更大范围的人际隔膜，从而对外界关上心门。在张旭东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调查中，有17.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是自己。

　　“这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中国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线上，都有这样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隐患。”邹光宇说，“社会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在一所乡村学校进行沉浸式采访后，报告文学作家关军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经过100天的铺垫，即将离别的时刻，关军安排了跟留守学生一对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贝壳张开”的时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开坚硬的保护壳，露出不轻易示人的一面。说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们常常哽咽，一边哭，一边抠桌角，或撕扯纸片。

　　“就像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我短暂窥见了孩子柔软的内心世界。”关军说，“虽然孩子们一出门，很快又变回了原样，贝壳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现在，关军确信：留守儿童问题不是臆想，它是一个真实重要的存在。

　　迈过拐点

　　在知乎上，大多数讲述者最终表达了与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选择。7岁就开始留守的陈希写道：成年之后，和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也意识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们的局限。“原谅他们的局限就像原谅自己的出生一样，是和解的开始。”

　　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作？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我们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林依帆说，“留守儿童问题拖不起，也等不起，我们要以最大的行动去破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