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连志愿都填完了。”王小琪说，“就这样，我毫无压力地碾轧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他又拒绝了任何庆祝，自己独自去了大学。“而且从大二开始，学费、生活费，到各地的旅游费，atv，我都是自己解决的。我很享受这种自己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在留守儿童中不乏后来打拼出来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强。”一位心理专家说：“但是这种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着过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隐患。”

　　情感障碍是留守儿童成年后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也是他们倾诉的主题之一。

　　“我名下有两套别墅，开着宝马。然而因为涉及性格问题，一直没女朋友。 留守儿童很难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为太需要别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会用力过猛。”

　　“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短暂的几个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为想要避免被抛弃，就先去抛弃别人。”

　　“不敢奢望爱情，像顾城的诗——‘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村小放学后，几位老人带着各自的孙子、孙女往家走。孩子们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们常年由老人们看管。刘飞越/摄

　　后果渐显

　　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18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跳下，当时她刚来富士康1个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发现自己左腰部以下瘫痪。

　　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而“连跳事件”更让这个大陆最大出口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史上，留下沉重一笔。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厂区自杀，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轻，定格在17岁到25岁。

　　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面着面上了一个月班，不知道对方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邹光宇发微博说，“上一代农民工一般比较能吃苦抗压，而这一代年轻人寻梦理想一旦破灭，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灾难。 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心理弱势群体。”

　　基于3500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的黄斌欢也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就会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湖北农村由祖母抚养长大。在苏醒过后，她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讲述了跳楼的缘由：由于曾调换过厂区，工资卡交接出现问题，她未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往返交涉后，工资仍没有着落，那时她用完了带到深圳的钱，手机又坏了，无法跟深圳的表姐联系。

　　“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这是她跳楼前的心情。

　　“田玉麻烦并不大，如果有一点外界帮助，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潘毅说，“可是在最焦虑的时候，她却没找到任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