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省是隐秘而迟到的，在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身份认知常被当事人本能抗拒。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曾组织学生进行过返乡调查， 有个同学家访一个留守家庭时发现一个细节，孩子在学校发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儿童”一栏，写的是“否”，访谈者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填，孩子就立刻把话头岔开了。

　　访谈过程中，“电视里开始播出一个留守儿童电视片，他像被刺痛了一样，立即站起来换了台。”据学校后来的总结，这次回乡调查中，当问到是否喜欢留守儿童这个词，被访者全都回答否定，并表示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

　　当事人的刻意隐藏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迷惑。2016年，报告文学作家关军受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委托，住到甘肃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采访了3个月。刚接触到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听到的却是“留守儿童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新旧两任校长都认为，当地家长大多不关心孩子的学业，甚至有打骂孩子的恶习，“这样的家长留在家里又有什么温暖？”隔辈抚养总归要温和得多，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很难说”。

　　家人不在身边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吗？受访的几位老师都觉得，情况因人而异，有的孩子会放松学习，有的孩子则更加自律。至于青春期问题，“所有孩子都有的吧，而且留守孩子很多，大家一样，也就没啥可自卑的。”

　　“留守儿童是个伪问题”，这个观点上下都有很多支持者，“难道这只是社会精英的臆想，被人为夸大了吗？”关军一度对自己此行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全社会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呈现了精英先导的鲜明特征。

　　最早的关注来自学界。1995年2月，孙顺其发表在《教师博览》杂志上的《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可视为最早讨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章。2001年6~7月，史静寰教授等进行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状况研究”，这是最早的留守儿童专题研究。自孙顺其文章后近10年，这个问题只做为一个概念讨论，政府没有介入，媒体也少有报道。

　　转折出现在2004年。这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次年5月全国妇联又在郑州召开“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支援行动研讨会”，据曾参加“郑州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回忆，“各省市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加上学者两三百人，可能是头一次就留守儿童问题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

　　两次会议都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已是严重社会问题，但会议只是“研讨”，没有提出更多实际的措施。“当时没有调查数据，会议报告也承认现状认识不清。而且妇联毕竟只是个群团组织，没有权力部门协调，很难有实质进展。”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曾这样评论。

　　但这两次会议确实推动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2005年，第一本关于留守儿童的书籍《关注留守儿童》出版，学界、舆论界的讨论迅速增多。

　　国家层面的关注， 2006年是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两会上，24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保障制度的提案》。同年秋天，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共同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

　　2008年，“留守儿童”字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自2012年开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农村留守群体的保障问题都成为固定的内容。

　　“到2010年，留守儿童问题已得到上下普遍重视，但社会的认识还限于对当下问题的忧虑，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群心理问题潜在的后患。”长期追踪报道留守儿童的记者陈然说，“当第一代留守儿童成年走入社会，尤其自己成为父母后，他们的心理问题就开始集体显现，尤其“富士康13连跳”后，学界才率先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潜在后果。”

　　“至于‘知乎高楼’式的倾诉，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集体自省。”陈然说，除了身份认同，他们在对待自己后代问题上也表达了格外一致的警醒：

　　“以后我们有小孩儿了绝对要带在自己身边，就算再累也得带着。”

　　“如果没有经济条件，我不会把孩子生下来。”

　　“我不会生孩子了，女，25岁。”

　　留守综合征

　　在农村，儿童留守最常见的形式是隔代抚养，据民政部最新的调查，祖（外）父母陪伴占到89.3%。“这些老人年老体衰，文化程度不高，许多地方一人要抚养多个孙辈”，张旭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要说精神心理上的辅导，就是基本物质条件，有的人都很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