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产生留守儿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复杂。农民工融入之难，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剧，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时外出的6100万，还是民政部等部门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万，都是巨大的数字。如此众多的留守儿童在家庭关爱缺失中成长，这是社会之痛。

　　如果说当年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是生计所迫，社会和个人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我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政府财政和家庭财产都已迈过拐点，这个正当性正在削弱。儿童保护权已应超越经济发展权。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预见的是，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此时，一方面路径渐显，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临攻坚，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历时半年，采写了这组全景报道。希望给这个世界级现象留下一个记录，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国家顶层设计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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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留守儿童蒋能杰，如今留在村子里，和自己两岁半的儿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农家小楼里，蒋能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

　　蒋能杰是少有的自觉抗争者。为了不让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独立制片人，自费拍摄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工作室就设在农村家里。

　　蒋能杰的纪录片已获过各种大奖，2014年，《村小的孩子》获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影片以几个留守儿童为线索追踪拍摄了6年，其间蒋能杰把公益互动做到了极致，但截至拍摄结束，留守孩子们的命运仍未有根本改变。

　　最新的摸底调查印证了蒋能杰的感觉。中国目前有902万父母皆外出务工的16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6100多万。

　　英国BBC电视台在访问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评论，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牺牲孩子的童年。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以往伤得更多是农村和农民。有观众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影评中写道：“应该反转了，救救孩子。”

　　其实受伤的不仅是这些孩子，还有整个社会。上世纪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过无父（母）陪伴经历的人约占同龄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人群中相当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阴影，是整个社会的隐疾，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更让人担忧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现，这可能形成代际传递。“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该反哺的时候不反哺，这必将埋下更大后患”，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这样警告。

　　蒋能杰记得，有一次做完关于留守儿童的放映活动后，他曾和一个观众吵了起来。站起来发问的观众理直气壮地说：“我该纳的税纳了，你这个片子应该放给官员看。”蒋能杰告诉他：“你们不是没关系的，他们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他说着有点激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名声在外”的小楼，一层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了，这个群山环绕的湘南村庄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村里10个孩子中就有8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4年级时，妈妈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