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安电影中存在统一哲学主题的话，那就是为本真的自我身份所做的挣扎。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Kierkegaard）所说：“焦虑是自由的眩晕。”〔7〕缺乏本真性会带来一种存在危机，在危机中，你必须解决存在于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与别人告诉你要成为的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说：“本真性伦理是一种相对较新的东西，为现代文化所独有。”〔8〕泰勒将对本真性的探寻视为对西方社会“现代性之隐忧”（malaisesofmodernity）的反应，他认为，本真性见诸于一个人“意义的地平线”，该地平线由其人存在于其中的语境构成，尤其是处于那一语境中的人。这些地平线之所以可被称为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们在这个人的定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泰勒看来，有些人“只有在他者的自我之中才具有自我。如果没有了那些环绕在其周围的人作参照，自我便绝不可能得以描述。”〔9〕自我并非在真空中形成，相反，它通过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而得到对话式的创造。如果我们看一看自我定义之语言的应用，则对于对话式定义的需求一目了然。假如没有语言的辅助，人类便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思维，而如果与他人不相依靠，则没有人需要语言。〔10〕因此，从根本上看，自我其实是互为关联的。一个人不得不存在于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的经历会对这个人产生显著的影响。环境在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致人们会根据一个人的发声之处来对其加以定义：其家庭、朋友、配偶、社会和伦理道德。〔11〕

　　李安电影中的主要角色通常都会陷在以泰勒所描述的方式进行对话的、自我定义的挣扎之中。尤其是，他有好几部电影都描绘了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面前努力保持华人身份认同感的角色。李安最早的三部电影便专门针对现代性的隐忧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不过，就连在那些不曾明确针对移居他乡的华人电影中，我们也能找到在支持截然不同价值观的新社会文化环境中苦苦定义自我身份的角色。最终，只有借助于克服这些对其身份认同的新挑战，主人公们才能够找到本真。

　　孔子（前551-前479）是无可争辩的东亚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渗透至今，是李安电影的核心主题。生活在礼崩乐坏与暴政横行之周朝的孔子，致力于定义一种可以使中国回归商代太平岁月的政治和伦理哲学。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将自己培养成具有伟大道德品行的人时，太平安宁才会到来。中国传统中对于人的理解建立在自我的焦点-场域（focus-field）概念之上：如同一幅风景画中的人物，一个人只不过是由定义着他或她的社会互动所构成的大环境中的焦点。〔12〕因此，孔子哲学是人文主义，聚焦于社会互动而非形而上学。

　　孔子鼓励人们将自己培养成“君子”：堪为模范的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形成核心的道德品行，其中最重要的是“仁”，这个词可被翻译为“仁慈”、“慈悲”或“权威品行”。“仁”代表着一个善良之人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会让人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才能促进定义人性格的种种角色和关系。〔13〕在某些方面，这令人想到了当代女权主义者的关怀伦理：正确的事情就是那些建立并维持人们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之举。〔14〕对“义”的强调使之达于平衡，而“义”是一种道德的恰如其分之感，其基础是定义着对错的、可加归纳的伦理原则。〔15〕孔子还强调“礼”，它指的是赋予社会以特征并使之得以顺利运转的礼俗。“孝”指孝顺：对长者的尊重会以同心圆的方式辐射至其他人群，以帮助人丁兴旺的社群中的所有人。〔16〕孔子认为，通过培养这些德行，人可以变成君子，其本真的自我身份在与家庭和文化的关联中得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