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根本的胜利，在于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克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448万人，只有2.5%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开奖，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回到德国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战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这说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谁结合好了，谁就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且取得胜利。

　　一个政治集团，即便是群龙，只要无首，都很难发挥应有力量，这个“龙首”不能自封，亦不能靠提拔，只能在能力素质支撑下冒出来。毛泽东被推到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的意义和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仅就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一点，就无法化解。许世友曾经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既然如此，如果由张国焘掌握最高领导权，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吗？显然不能，仅仅信仰信念和胸怀气度就决定了他做不到。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前被剥夺了领导权，先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务，但他仍然忍辱负重，坚持带病走在革命队伍中。张国焘到了延安很快就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史充分证明，选择毛泽东就选择了胜利方向。

　　再借李德的观点佐证。他认为：“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长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证明”。有了这样的证明，后来的发展也便有了底气，有了生发无穷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是弥足珍贵的。

　　疑问六：既然中央出现分裂，何言长征精神品质中包含“团结一心顾全大局”

　　毋庸讳言，红军长征中发生多次危机，有一次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路线错误。这次分裂活动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其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说，长征胜利得益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是因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或者为了表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都不是，根本在于实质。

　　没有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会保存更多实力，革命的进程或许加快。王明与张国焘谈话，他也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天动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责。为了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更具说服力的是，在“肃反”扩大化中受伤害的指挥员，他们背着沉重包袱走在长征路上，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宁可死在长征途中，也不逃跑，更不叛变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