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想不到，最后的落脚点是万里之外的陕北。红军离开苏区后，一直想尽快找个落脚之地，毛泽东曾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去敌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再后来又考虑到中苏边境，依托苏联建立根据地，只是后来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才决定去那里落脚。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红军长征到陕北，是中央和毛泽东确立北上抗日和战略决策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思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看表象，即便红军不是蒋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着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所言：“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应当承认，长征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逐步发展的结果。红军长征备受挫折，但有一个魂从未脱离躯体，这就是红军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战的队伍，肩负着推翻三座大山，将中华民族从悬崖引向坦途的使命。这就决定了，红军一段的时期任务随时调整，但性质宗旨和根本目的不会改变。

　　当解决阶级矛盾是头等大事之时，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就是核心任务，因此有了五次反围剿。当民族矛盾突出出来，那么国共合作就会应运而生。有了这样的规定性和本质特点，也就有了1934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张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只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骨子里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红军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线，而是先解决生存问题。想象一下，如果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红军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战场，而不需要走长征的道路。

　　换个角度分析问题。长征中共产党下决心北上，应当是在华北事变后，也就是经过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甘肃的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遂决定去陕北。这期间还发生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

　　但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帜，才有了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描述：“此时（1935年6月6日——笔者注）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同样有了在达维会师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中华苏维埃有足够的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讲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存在与交替。

　　正如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红军官兵“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观点更鲜明，“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疑问五：既然十人剩一，怎敢言长征取得了胜利

　　中央红军出发时8万多人，到达陕北仅剩7000人，不到十分之一。从人数骤减来衡量，长征应当是失败的行军。然而，我们一再强调长征是一次伟大胜利，理由何在？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分析。

　　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此问题专门作答：“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一个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因此，“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对于数量多寡与胜败的辩证关系，稍加分析便可弄清。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力量对比分别是，第一次2.5∶1，第二次6∶1，第三次10∶1，第四次12∶1，第五次5∶1，前4次红军胜了，后一次败了。这说明，胜利并不仅仅取决于人枪数量，还有指挥员指挥得当，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