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维护自身利益，依靠的是人枪数量，打成光杆司令，利益便丧失殆尽，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不会有军阀真心与红军对决。广东军阀陈济棠明示，只要红军不在广东停留，他就一路放行，并且给红军提供情报。广西军阀白崇禧指示部属，与红军作战“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并且击小尾不击大尾。红军入川，如果川军真想打，“飞夺泸定桥”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红军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磨难，最终走向胜利，这在党创建这支军队之初，向官兵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自己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已经奠定坚实基础。因为，这让官兵内心深处生发出道德优势，进而产生不竭的精神力量，即使遭受再大挫折，最终都能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

　　疑问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证明“铁心跟党”是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然根据地将要丢失，苏区进入白色恐怖，那么，留下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个年代的斗争，你死我活。国民党军队已经喊出“血洗苏区”“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并且此前也是这样做的。第三次反围剿中，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30名伤员，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枪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瞿秋白、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

　　正是这样的原因，有党史研究者假设，如果当时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见，将毛泽东留在苏区，atv，长征与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将改写。这就是说，跟着大部队走，即使再艰难，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强。既然如此，何以证明红军官兵参加长征是“铁心跟党”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加以认识。

　　如果比较红军与封建军队、军阀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的差异，最重要的应当是领导体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支军队之初，就将其纳入自己的坚强领导之下。三湾改编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连上，要求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以上设党委，与此同时设定了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由此，这支军队真正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铁心跟党拥有制度保证。

　　当然，强调红军长征是广大官兵“铁心向党”的结果，并不能仅仅从制度设计而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从北魏开始的保甲制，明代的连坐，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几乎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活力。所以，评价制度的先进与否，关键是赢得真诚拥戴，还是不得已遵守，是引来光明，还是走向黑暗。

　　红军官兵坚持党的领导，更有深层的动因。我们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其所以拥有拯救之力，因为领导者是有信仰的先觉者，因此让自己的队伍都觉悟起来。红军的领导者以什么来启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三大民主”让世代受压迫者实现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从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红军回忆长征所说，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队已经不需要路标，因为循着牺牲者的遗体，就可以辨明路线。可以想象，没有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个小宣传队员进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临终前对杨成武说：“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有了红军官兵行为，也就有了斯诺的评价：“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当然，还是毛泽东讲得彻底，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疑问四：既然无处容身被逼迫，如何证明长征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再也没能回去。原本讲的是战略转移，是暂时的，因此有了《十送红军》中的“早回乡”。换句话说，红军已经不能在苏区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容身之地，这就意味着转移不是“出征”或“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