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看领袖。任何革命活动，一定存在孙中山先生划分的：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灵魂，他们最能反映一个集团的品质，且决定着追随者的多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者，如果为了私利，便不会起来革命。比如，33岁就牺牲于革命事业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将土地全部送给穷人。正是这样的伟大牺牲，及其背后的先进理论或伟大信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再看追随者。没有信仰的队伍，一打就散，散后难聚，有信仰的队伍打散可以重聚，红军长征中有很多掉队者，远远地循着足迹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个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1936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16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300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地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为利益而战，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中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民都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已经道出问题的要害，红军争取的利益非小集团享有，而是归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红军被穷人称为“自己的队伍”。

　　中国历代封建军队都没有超脱小集团的利益，甚至是集团头子的利益。当年秦军横扫天下，是因为把奖赏与斩首数量挂钩。中外很多军队都是在攻下城池后，给官兵留出烧杀掳掠的时间。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进北京是这样，清朝的湘军、淮军和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也是这样。曾国藩曾说，老九（曾国荃）拼命发财，少荃（李鸿章）拼命当官。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甚至喊出：“吃的是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旧军队从来都是围绕小集团的利益，实行人身依附。即便到了民国，军阀混战，包括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因自身利益展开。甚至到了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仍然无法超脱个人利益。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强调的仍然是：“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