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中午，兰新荣坐在座位上，在人群中显得有些落寞。“他都不愿意回答问题。”班上一女同学说，他还总是不做作业，兰新荣听到后，小声地反驳说：“我做了。”

　　“他还被人打了，在那边的树下。”女生指着那棵老树。

　　“为什么被打？”

　　兰新荣没有回答。

　　学校有六个年级，近100个学生，有十几个在校住宿。宿舍在教室对面，穿过操场，走上台阶，看见三个宿舍，里面有6或8个床铺。

　　浅蓝色的铁床，铺着粉色的床单，小碎花被子叠在床尾。

　　“所有的这些，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的。”校长王国锋说。早餐也是免费的，兰新荣的一日三餐，学校全部给他免费，“他家里条件不好，学校也是为了照顾他。”他说。

　　五年前，兰新荣的父母离婚后，妈妈很少回来看他，爸爸在青口工厂打工，每月工资三千多块，回家的时间也很少。兰新荣不记得上次什么时候见爸爸，他的生活一直都是爷爷和奶奶。

　　一个星期拿五块零用钱，“他都不用，又拿回来。”爷爷觉得他不会读书，奶奶说他钱都不会用，“二十块买了三块，不知道还剩几块。”

　　“读书不进怎么办？”兰新荣的爷爷很犯愁。

　　消亡

　　距离福州市区五十多公里的永泰县，是一个群山连绵的省级贫困县。

　　“（全县）200多个村，原来每个村都有村小学。”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元明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学生逐渐减少，大概在2000年左右，很多村小学被撤销了。

　　2001年，全国各地推行“撤点并校”政策，据南方周末报道，《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但这一条款被某些地方断章取义地引用，导致农村学校数量锐减，撤点并校的规模远远超过自然的状态。

　　据教育部统计，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3153.49万人，减幅为37.8%；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

　　永泰县的很多村小学，也是在那时被撤销的。2005年，吴黎星从蒲边小学调到东升小学时，蒲边小学还有一个老师和五个学生。

　　“如果没有老师了，我就打算再回去。”在蒲边小学教了十几年，吴黎星每次回老家焦坑村，都会一个人到里面看看。“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老师，有六个年级。”回忆“辉煌”的时候，吴黎星一阵感慨。

　　2007年，蒲边小学空了，学生都去了镇上读书。再过了几年，蒲边村试图重启学校，但是因为没有学生来，蒲边小学最终被撤销。大约两三年前，村委会搬进了蒲边小学。

　　从两层高的红砖房，沿着马路走进去，左边是黄色的教学楼，如今已改成村委会，右边的操场空空如也，刚被一场水洗过。9月11日，教师节的后一天，正好是周末，村委会的大门紧闭，除了楼顶的红旗和操场的篮球架，那些学校时光已一去不复返。

　　在上一波“撤村并校”潮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十个省份农村中小学做了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而解决上学远的主要措施是发展寄宿制学校，这又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2012年，教育部暂停“撤点并校”后，永泰教育局鼓励低年级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再到乡镇中心校上。“撤销必须村民代表同意，村民代表不同意的，则会保留在那里。”但很多村小依旧被陆续撤销。

　　张元明说，永泰县有很多停了好几年，后来又想办起来的村小，但真正重新办起来的极少，因为没有学生再愿意去。“留在村小学读书的，一般都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是学生本身条件不好的。”

　　9月8日，赤锡乡荷溪小学，雷秀彬一个人上课。

　　为什么没有学生再愿意到村里读？澎湃新闻走访蒲边、东星、芋坑、梅村、西安等多个村庄发现：村子空巢化严重，有不少村民表示，有钱人都搬出去了，都带小孩到外面读。留在村里的，也感慨：在村小读书没有面子，村小师资力量也不行。“就一个老师，怎么把小孩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