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传统的国企在经过股份制、市场化改造，实行政企分离之后在许多发达国家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淡马锡享有盛名，其控股参股的企业市值占了新加坡股市总市值的近一半，但既没有人质疑淡马锡的经营效率，也没有人怀疑新加坡经济的自由开放性。因为政府并不介入干预淡马锡的经营，从管理班子到公司经营完全是经营者支配、市场化运作，盈利积累也是上交国库，用于公共福利。再如法国电信前身就是法国的邮电部，后来逐步改制上市，具有传统国企行政僵化、员工都还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等各种特殊历史遗留问题。但经过多年渐进式改革过渡，公务员身份的职工随着退休不断减少，股权也逐步多元化。现法国政府在法国电信仍合计持有23.04%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但在经营方式上，则大股不控股，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政府只提名了3人，经营管理班子全按市场化规则聘任运行。现法国电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一点不落下风，海外营收收益已超过总营收的一半。德国政府在原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对政府控股的企业也实行市场化经营，对有的政府逐步退出、不再绝对控股的企业，还专门立法，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德国就曾专门出台《大众法》，保障持股的联邦和地方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否决权。直至今日德国大众汽车仍有20%的股权由地方政府持有，但政府早已完全不介入经营。事实表明，国家持股从主动控制经营到卸下包袱退到二线的监督制约，对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公司营运效率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作为股东获得的回报，atv，以及获得的税收收益，反而都会更高。

　　国家不控制支配企业，还要国资国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源。在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资本主宰经济。没有资本所有权的公平分配就不能解决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到了今天信息社会，虽然知识和人的作用已空前提高，但是总体上看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尚未根本改变，而在资本相对稀缺、以私人家族企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福利制度的过度发展会导致罚勤养懒。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和财富很容易从高税收国家和地区流向低税收的地方，各个主权国家进行税收调节的空间又受到很大压缩。因此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撕裂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发达世界引起那么大反响的主要原因。皮凯蒂关于由各国政府协调、统一去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的主张被普遍认为太不现实。但他认为中国公有资本比例很大，如果实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和平衡，这种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会有助于实现更加公平和平等社会的观点倒是不无真知灼见。这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对马克思传统的一种真正继承。因为脱离了行政羁绊的公有资本参加市场化竞争取得收益，优于税收等扭曲资源分配的工具，有助于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市场化的公有资本倒确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对于中国这样容易在均贫富的极端平均主义和贫富对立这两极间震荡的转型社会来说，尤为重要。

　　但是，国家不控制企业，难道让私人和外国资本控制吗？这确实是问题的敏感之处。实际上，国家不控股并不等于国家不可以持有大股，国家不控股也更不等于就让别人控股。世界上经营最好的大型公司往往都没有控股股东，都是经营者支配。其实中国的一些著名优秀企业，也是经营者支配。如华为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阿里的马云，都不是公司的大股东，这样的公司恰恰都成为中国的一流企业。纠结于控股问题是我国股份制乃至混合所有制提出之后至今难以真正突破的关键。因为传统国家控股的管理方式、干部任用乃至职工身份与民营企业往往是家族性的控股完全不同，二者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控股与否就成为一个天然的分水岭和敏感的界限。结果不是各搞各的、不愿当配角陪别人耍，就是同床异梦、参股只是为了谋取短期特殊收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找到不纠缠于非要谁控股的共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