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财”与“才”的分离。规模越大的公众公司，对掌门人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这样，大股东包括家族内部有志向又能胜任经营管理控制的人才就越少，而能够使用和掌控好代理人的老板人才也同样稀缺。有研究发现，《财富》500强企业中由自己打拼出来的创始人掌管时，业绩一般表现很好。创始人的后裔再管控企业的，业绩表现往往很糟糕（“家族所有权的控制和管理怎样影响企业价值？”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80,385-417.）。如果完全使用代理人对家族负责，那么由大股东代理全体股东、再由经理人代理控股股东的双重代理模式，其成本和效率就难免会劣于代理人直接对全体股东负责的一级代理模式。故而我们看到，这种股权分散、没有控制股东的现象，在大规模经济体的大型上市公司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最后，企业规模大了，当然就不光受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制约。美国公司治理和法规的研究者普遍指出了社会政治因素对立法和公司监管的巨大影响。美国自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开始，就抑制垄断，严格限制利用社会公众资金的金融机构控股产业上市公司，约束金融资本对产业的侵蚀和华尔街势力的过度扩张。1935年的公共事业公司法案禁止家族控制公共事业公司。其中，立法部门、法院和监管部门的积极介入，对推动股权分散化和公司的专业者经营起了重大作用。在资本市场发展中逐步提出和规范化的大股东增减持的披露和交易限制制度、关联大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提名董事制度、董事的累积投票制度，乃至创始经营者股东的差别投票权制度等，都是对过去曾是大股东乃至股东天然权力的限制。1990年代的安然等大公司的破产丑闻、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均促成了新一波对公司治理和监管的严格立法。尽管如此，美国近年来还是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今年美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强势兴起，其中突出反映了社会上对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满，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中产阶级对衰落的愤怒。这些都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公司治理的立法导向。

　　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应当说也大同小异。如日本在二战后随着财阀集团被摧毁，大公司的治理就完全脱离了大股东与家族控制的轨道，演变为以法人相互持股形式的经理人支配。德国自马克思高度评价的1848年革命之后，员工参与管理就开始逐步成为传统。二战之后法规要求大型公司，其监事会（职能更接近英美的董事会，有权任免和监督经营者，因德国实行的是监督董事会和由经营者组成的管理董事会双重会制）成员中，员工代表需占一半。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大股东或股东权力至上，而是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和政治、文化背景烙印。

　　形成鲜明对照的倒是我们自己。新中国建立后先是学习传统苏联体制，建立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完全否定私人、社会和外国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治理又完全由资本、特别是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资本、大股东说了算，一股独大、资本为王大行其道。多年来，反复出现一些擅长以资本运作为平台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在生产经营和产业技术创新上鲜有建树，却善于谋取各种行政审批的垄断牌照资源和利用交叉监管空白，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攻营拔寨、跨界套利，甚至还引来一片喝彩，以为只要搞市场经济规则就是如此。其实，仅从公司治理这一斑可窥，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缺乏任何历史记忆，动辄在两个极端摇摆震荡，显然并非好事。

　　经营者支配为何成为发达市场大型上市公司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