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制度结构的利益导向使然。如果成为大股东就能控制上市公司，就能把上市公司的资源为己所用，那么股权越分散，说明控股所需股份和成本越小，越可以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从而以一个极小的股权比例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就越大。也就是说，股权分散本身并不妨碍大股东控制，而只是使其控制的代价更低。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A股市场上，第一大股东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股份的很多，个别的还不到百分之十，但由于其他的公众股很分散，所以一样能控制上市公司，从董事会、监事会到经营层，都是大股东一手安排。这里的差别，就不是股权分散所能说明，而是制度构造导致的不同利益追求和权力分配。

　　其中根本差异就在于，美国的法规和对公众股东的保护，使得大股东只有集中投资的风险和转让不便的坏处，而没有占上市公司便宜的好处。如美国将董事、高管和持股10%以上的股东和都视为上市公司关联人（affiliate），而关联人的几乎所有（5000股以上）的场内外交易均有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和对交易时间、数量的限制，而制度设计又使少数股权很难控制上市公司。公司有任何违规，关联人都会被诉讼担责。这样人们对当控股股东就会缺乏兴趣。国际上研究公司治理的学术界对此有个指标测定，即大股东股权的转让价格与市场上公众流通股交易价格的比较，溢价越低说明大股东越无特权特惠，公众股东保护的程度越高。控股权价值的溢价取决于控股权能给控股股东带来多大的私下好处。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东通常持股都在百分之几，相互不关联，彼此相差也不很大，故无控股股东之说。大股东股权增减持都按市场价，没有什么溢价可言。据有学者对39个国家的股票溢价所做的研究，溢价范围从美英日等国的零上下，最高到巴西的65%（“控制的私下收益：一个国际比较”，Journal of finance,2004 59,537-600）。而中国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股票，以两倍以上的价格转让，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显然，如果作为控股股东没有不同于其他公众股东的额外好处的话，这种现象就不可理解了。

　　有人说，控股股东也许得到了额外的好处，但是他们往往也对上市公司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所得的好处也许只是他们贡献的一部分。这在所谓大股东资产注入盛行的A股市场，似乎显得很有道理。其实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股东愿意“低价”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一是由于监管规定，二来主要也是看中了A股市场的高估值。注入的资产会变成日后可以变现的股权。因此，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慷慨”，绝非单方面的赠与，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的种种干预，更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可能忽视、损害公众股东利益。归根结底，在市场经济中，相信一个市场主体可以为他人无私贡献，因而可以超越和允许对市场等价交换公平原则的背离，最终必然是对市场运行基础的伤害。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大股东尤其家族企业控股占绝对主导，即便在发达国家，中小型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制也不是少数，其中许多企业也表现卓越。为什么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公众投资者保护比较健全，大型上市公司就会出现大家不再争控股权、以至没有了我们理解的老板即实际控制人了呢？这里的原因值得仔细分析。

　　首先是利益导向。在没有特殊利益和只有不利之后，大股东分散和优化投资、分散风险会成为其自发的选择结果。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大股东好处不大麻烦不小，自然就无人争抢所谓第一大股东位置了。

　　其二，竞争性淘汰使然。现代经济科技革命发展迅速，竞争日益激烈，淘汰不断加快。为了抢夺市场先机，必须不失时机引进投资、扩大规模。这样企业创始人或老股东，如固守自己的控股权，就很难存活更别说做大。所以我们看到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等企业创始人，随着企业发展很快就不再是企业的大股东了。而十九世纪在工业化年代统治美国经济的如洛克菲勒、摩根等大家族，在反托拉斯法对垄断集团的拆分和高额遗产税的双重打击下，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就已逐步式微、徒剩空名。现代美国人常把洛克菲勒、卡内基的名字与艺术、大学和博物馆联系起来，而不再是财富家族。而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中常见的大家族企业，富可敌国，足迹横跨诸多产业，往往家族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主要并非因为其家长代代能力超群、样样优秀，而是在这些经济中存在的赢者通吃的垄断优势，即便不总是政商勾结，政府也是扶优扶强、锦上添花。典型的如韩国以大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大型公众公司闻名，但这几十年来，这些大家族的经济、政治丑闻不断，有时甚至因为这些大家族企业对国家经济太过重要，只好用特许特赦的形式将已经判罪服刑的领导人放回去主持企业运营。显然，这种情况在法治比较健全的欧美国家就很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