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不一样，你知道深圳蛇口，我们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你们是第一波弄潮儿，你们是现代企业创业的先行者和践行者，所以那个时候王石我们也都知道了，万科最早是搞教学仪器，我们都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也挺得意，北京中青年经常到每个地方去，觉得中央的大元，一开始讲关于改革的什么想法，我后来老讲那个时候的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在中央机关的这些年轻人有某种信息垄断权，所以我到地方特别受欢迎，大家聚在一起北京来的，这些人看讲中央的改革思路，讲什么什么意见，小平是怎么想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那个时候北京，我们经常讲80年代北京有一个中青年的概念，是超级的活跃，那个时候就是想怎么能够，我的一个创新，我对国际上访问一次学习的东西回来，能够影响决策，那个时候在北京是这样一个风潮，所以我们一直走这样一条道路。

　　当然我下海也很巧，我后来从经贸部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音）做副总编，新官上任总要干点活，我就启发我的部下，你看《时代周刊》有封面人物，那时候叫《幸福》杂志，现在改成《财富》了，那时候国内翻译就叫《幸福》杂志，我说《幸福》杂志有500家，我那个部下说，总编，你说500家我们搞500家，我说第一年评500家的企业，从此改变我的人生。改变人生什么概念呢？那时候我们老讲老人家一句话，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时候经常写文章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知道要成为顶级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候北京中青年还是讨论三个，怎么救中国，是科学，是教育，还是实业，其实这也是80年代反复讨论过，还有反复的研究，为什么中国贫穷。当时很有名的书，《丑陋的中国人》，觉得中国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坚定，就是经济，经济的问题就是10亿人，如果哪一天建立了一个概念“我就要发财”我那个时候这个假设是永远不可能的。我记得很清楚，在86年的一个学术会上，都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就讲中国的民族，讲这些道理，我说都不对，我说哪一天10亿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想发财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成功，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假设是不可能的，所以80年代走过来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这批人很有意思，我的同学里面也有在海南创业，最开始我们拍拍肩膀，洪涛，你去创业我在北京支持你。后来人家成功了，一块吃饭我们拿不出钱，觉得矮过人家了。后来都开始创业了，觉得是英雄，要向他学习，就下海了。

　　我们那个时候一心一意，觉得我们是国家主人，我们就应该推动中国的改革，最后我们来践行做企业，我做企业的最本质，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跨国公司的家数完全成正比例。我88年第一次推出中国500家大企业，我记得很清楚，88年美国世界五百强的销售额的最后一名4亿美金，今天的世界五百强，要进入450亿美金的销售额。当时4亿美金，中国大概五六家，大庆、武钢这种企业能进去，那时候根本没有今天民营企业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去年世界五百强出来了，美国120家，我们110了。过去我记得很清楚，美国120家，日本当时是110家，下来就是德国、法国、英国，56家、52家、53家，我记得很清楚，88年那个时候世界格局，今天完全打翻了，今天中国第二了。所以我也借“老友记”谈谈，你是谈现实的想法，我也想想我们当年怎么走过这条路，最后向你靠拢，最后来创业。我一直是把王石：作为我的榜样来学习的。

　　主持人敬一丹：不管是“84派”还是“92派”一路走到今天，你们当时创业的时候经常想象到“信心”这个词吗？

　　王石：我来回应一下，一个是回应东升，一个是回应一丹信心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84等于第一代的创业，实际上更早是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

　　主持人敬一丹：也消失了。

　　王石：像杭州的，还有一家叫冯根生的。

　　主持人敬一丹：还有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