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上海高院结合司法实践，聚焦常见多发、重大、新类型等案件，选择了7类18个具体罪名，计划到2017年底前分三批完成，逐项制定证据标准。

“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单一证据而言，按照证据‘三性’的要求，在收集、固定、保存中所应遵循的规范。”黄祥青进一步解释，为了配合系统研发，上海高院制定了《上海刑事案件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判断规则》，对刑事诉讼法中的八类证据，详细规定了收集程序、规格标准、审查判断要点，对量刑证据、程序证据的收集、固定作了明确。

2月下旬，第一批证据模型构建小组也随之建立。上海高院从高院、浦东、徐汇、虹口、长宁等法院抽取精兵强将，分别组成了命案组、盗窃罪组、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件组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4个组。

命案组是最早成立的，上海高院刑庭副庭长徐世亮和6位小组成员几乎天天加班。他们从每个案件的审理报告和案卷中提取具体证据，然后按照法定的八大证据种类进行归类，接着分类整理法律、司法解释及各地审判经验中的证据规范，最后明确各种证据的收集程序、形式要件、内容要素和不可采情形。

“我们收集了上海近5年来的591件命案进行分析，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最后归纳出7个环节、13项查证事项、30种证据材料、235项证据校验标准。”徐世亮说。

上海浦东法院刑庭庭长、全国模范法官马超杰是一位有着26年刑事审判经验的学者型法官，他负责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个证据模型小组的工作：“这两种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牵涉面广、关联犯罪多、证据庞杂、被害人众多，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时时翻新，建立证据模型的难度非常大。”

马超杰递给记者一份模型构建材料，记者看到，在密密麻麻的表格里，仅仅一个“电子数据”，就被细分为电话、电子文件、计算机日志、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网页、IP地址、手机录音、短信、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交易记录等多种形式。

徐汇法院刑庭庭长朱以珍负责的是盗窃罪组：“为了力求模型构建的精准和实用，我们收集并分析了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各基层法院审理的部分盗窃案36779件，最后几经调整，把盗窃模型按照证据数量和种类的不同，分为当场抓获型、重要线索型和网络犯罪型三种类型。根据高院的初步设想，证据模型不仅要有证据指引功能，还要有单个证据合法性校验功能，证据和证据间互相印证的功能，以及证据之间逻辑判断的功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法院的专家团队外，公安和检察院的业务骨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的陈漫卿已经工作8年，对软件开发很有兴趣。今年3月，她正式加入206工程，随时与业务组、技术组沟通检察院汇总的需求，其中文书导出、证据相似情况案件推送、办案程序监督、社会危险性审查、检察监督、量刑建议参考等需求功能被206系统采纳。

“206工程是互联网+办案的实验，刑事办案实践与人工智能每天都有化学反应，非常有趣。”陈漫卿笑着说。

未来法院人工智能图景

“目前，206系统主要由上海刑事案件大数据资源库、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应用软件、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网络平台三部分组成。” 上海高院副院长、206工程技术组负责人郭伟清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非常熟悉。

截至6月底，上海刑事案件大数据资源库汇集了1695万条数据，其中案例库案例9012个、裁判文书库文书1600万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库条文948384条、办案业务文件库各类规范性文件638件。与此同时，证据标准库、电子卷宗库将随证据标准的制定及开发的案由同步更新。

“系统通过运用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和图文识别（OCR）技术，基于对1.5万余份卷宗材料的学习，初步实现了对各种证据的印刷体文字、部分手写体文字、签名、手印、签章、表格、图片等职能识别、定位和信息提取，对单一证据实现了自动校验。”郭伟清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未来的206系统将具备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校验、逮捕条件审查、社会危险性评估、证据链和全案证据审查判断、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等20项功能，其中13项已经完成，还有7项功能正在开发中。

5月3日，“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正式试运行，6家法院、6家检察院、13家公安机关试点单位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