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习惯了共享单车，早把他们忘了。直到这场大雨。6月23日，晚上7点半，北京立水桥南地铁口，上千辆共享单车全都泡在雨里。

三蹦子司机“一把手”躲在车里抽烟，嘿嘿笑：“看吧，还是得三蹦子。” 他缺了手的右胳膊支在后座上，满脸得意。

一趟地铁到站，人流鱼贯而出，穿着碎花裙的姑娘一屁股坐进“一把手”车里。车费翻了一倍，她有点抱怨，但也只能顺从。地铁口边，十几辆三蹦子一字排开，一辆载客走后，另一辆迅速顶上。

年后，这是三蹦子们生意最好的一天，全靠这场雨。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看着一辆辆共享单车抢走生意。黄的、橙的、青的、白的、蓝的，还有七彩的。他们不关心这些车是哪家公司的，只知道那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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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三蹦子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整体，是在小黄、小橙出现后。“什么样的人开三蹦子？会干活的不会来拉蹦蹦，都是最没办法的。”一个司机说。

北京莲葩园小区南边有一堵铁栅栏围墙，墙里的树枝伸出来，刚好在路边形成一片阴凉。这里常年放着一张被遗弃的藤制沙发，因此成为三蹦子司机聚集的地方。

上班时间过去，生意更加寡淡，五六个司机从车上下来，在墙根支起牌桌打发时间。大多时候他们都玩斗地主，三个人打，其他人围观，20块一局，“一把手”加入其中。

由于没活，21号这天，他们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5点。“一把手”输光了身上所有的700块钱后，愤怒地把牌一摔。

“不特么玩了。”“一把手”说。他本名冯大鹏，河南驻马店人，小时候因爬到电线杆上玩，被电坏半截胳膊。去年父母回老家后，他在北京没什么家当，也没亲人，索性拿了床被子住进车里，赚的钱基本都用在喝酒打牌上。每天喝到哪儿睡到哪儿，第二天不知道从哪醒来。他介意别人喊他“坏手”，为此还在地铁口和另一个三蹦子司机打过一架。

河南人华涛，住在昌平东小口的半截塔村，那是个待拆的城中村，租金便宜，一个月500。他每天早上4点半开着三蹦子出发，5点前到达8公里之外的望春园，这个小区有个常客，5点出门，去立水桥南站赶5：10分的第一班地铁。

6月21号早上9点，我站在绣菊园小区门口，看到拉了5趟活的华涛，他把车停在门口，百无聊赖，上班早高峰就要过去，他这一上午的收入停在25块钱。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他说，“像我这都废人一个，压力大啊。”华涛活了35年，以前在工地干过活，后来老板跑了，一万多块钱白干，他做生意赔钱，修车赔钱，就到北京开起三蹦子。

这是糊口的活，他一直想找个正经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摩拜和ofo的争夺战在去年下半年打响了。

2016年8月，上海起家的摩拜单车挥师北上，年底，在北京铺了10万辆共享单车；10月，ofo走出校园进入城市，年底覆盖城市26个。两家试图用大规模的车辆投放抢夺市场，6月初，摩拜宣称自己在全球100座城市投放500万辆共享单车，ofo的对应数字则是120座城市，600万辆投放。

这场黄橙大战中，没人将三蹦子当作竞争对手，他们却直接遭殃。

现在立水桥南地铁周边还活跃着30多辆三蹦子，之前最高的时候是100来辆，坚持在这里的司机主要是三类人：难以找到其他工作的妇女、老汉和残疾人；把开蹦子当作兼职的青壮年；纯粹打发时间的北京当地的退休老人。华涛是第二种，“一把手”是第一种。

华涛意识到三蹦子开不下去是五一节后。那天，他在地铁口等客，看到人们骑着单车不断地涌过来，停下。不到9点，各种颜色的车分成三排从地铁口往南一直延伸到春华路和北苑路的交叉口，200米长，小2000辆。整个场景十分壮观。

“完了，生意别干了。”他感到绝望。

同一时间，等在地铁口的张丽芬（化名）也没有生意。她大多时候都望着地铁口发呆，看着陆续出来的人掏出手机打开共享单车，然后骑走。一个学生从地铁出来按了半天小黄车的锁，想找一辆没锁住的。

张丽芬没忍住，给他指了一辆。那个学生开开心心地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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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