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近六旬的胰腺癌患者，入院当天就被推进告别室。那时，她已经出现了气短、低血压、神志不清等濒死征兆。医生的诊断是“可能今晚都过不去”。她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没法及时赶到。丈夫就握着她的手，在她身旁耳语，“你一定要等儿子回来”。

她真的在等待，熬过了那一夜，甚至在儿子回来后变得清醒，身体状况出现好转，搬出了告别室。最终，她在儿子的陪伴下，一周后才离开。

也有病人在入住告别室时，意识清醒，生命体征总体平稳。医生和家属都觉得“应该还有几天吧”。可病人的情况却在当晚急转直下，一走了之。

缓和医疗究竟能为病人提住一口真气，让他们安详离开；还是放松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一点也撑不下去。这仍然会引起争议。

秦苑通过血压、脉搏、呼吸等指标，初步判断病人是否大限将至。不超过三天的话，他们会建议家属，让病人转到告别室，走完人生最后的里程。

她收治病人有一套严格的标准——病人知晓自身病情；已经失去了所有针对原发病的治疗机会；主动接受缓和医疗；家属尊重、支持病人的选择。为此，她必须同前来问诊的病人和家属深度交流，至少一次。

很多病人家属不理解缓和医疗的理念。曾有对兄妹找到秦苑，希望她帮忙隐瞒母亲病情，直到母亲离开。他们的母亲罹患乳腺癌，做过手术，两年多了。哥哥当时特别骄傲地对秦苑说，正是因为对母亲隐瞒了真实病情，母亲才能比同类的病人活得长久。可兄妹俩心里也清楚，母亲留不住了。

“你们是不是打算继续瞒下去？”秦苑问。哥哥果断地点头。

“你们不觉得病人在离世前，有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吗？”秦苑追问。

“有什么可安排的。我们都给她安排好了。”哥哥回答，语气理所当然。

交谈到这一步，秦苑只能遗憾地拒绝对方，“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而是你们的诉求，我真的没法支持。” 病人不知情，这不符合缓和医疗的精神。病人被剥夺了面对自己死亡的权利，好多真心话没有说出来，稀里糊涂地就走了。

同意收治的病人入院后，秦苑会在48小时内组织一次家庭会议。

与会者，有时是简单的一家三口，有时是整个小家族，七、八个人。医疗团队需要了解病人的想法，他恐惧什么，遗憾什么，希望得到哪些照顾与支持，以便制定合适的缓和医疗方案。可是病人和家属常常更想倾诉的，却是就医过程中的委屈，比如挂号难，门诊问诊时间太短，以及家长里短的争吵。他们还不能适应把关注重心，放在人身上。

马娜是海淀医院肿瘤血液科的护士长，2004年起她就在这里工作。她每天七点半上班，查房，遵照医嘱给病人做打针、换药、采血等技术性操作，日复一日。机械又纯粹的护理任务，让护士只关心疾病和病人简单的心理活动，很少主动关心他们深层次的情绪和需求。缓和医疗的病房成立后，她的工作内容有了质变。

八点半查完房，她会和秦苑、病房医生、护士、社工，七八个人一起讨论过去24小时内安宁病房病人的病情、情绪、家属心理状态的变化。给病人做扎针、换药等技术性操作时，马娜会主动和病人沟通，诱导他们说出自己的担忧、恐惧、遗憾。发现让病人情绪受影响的事件和问题，她还会想办法解决。

有位女病人曾对马娜说：“我不愿一个人在家，在医院，你们能帮到我，会关心我。” 她是卵巢癌，癌症在怀上女儿前确诊的。她每次入院，医生都会告诉她的女儿和丈夫，“得做好准备，可能不行了”。而她一次次挺了过来。于是，女儿和丈夫二十八年来，都活在她可能要离世的阴影中。他们对她有求必以，想吃什么，用什么，都尽量满足。

但她需要的，是女儿和丈夫坐下来，陪她说话，让她不孤单。

马娜一度对这位病人特别上心。有天晚上，她甚至做梦都在想怎么去跟病人家属谈话。等到第二天做护理，她努力跟病人丈夫找话茬，聊他妻子的想法、愿望。但对方一直拒绝沟通，从不正面回应。

这让马娜很受挫，后来病人再跟她提起自己的苦楚，她会选择沉默。马娜向秦苑求助。秦苑告诉她，学会倾听就好，那些病人积攒了一辈子的问题，可能是无解的。

（最后一刻的体面，与体面的最后一刻，能否合一）

最后的体面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