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关于知识：【极为有限地】“了解”风险，变成了一种特权。在柏拉图的时代，哲学家可以自我感觉很良好地放言“天下知识皆吾本分”。如今你去问一个道德哲学家分光计的工作原理试试。风险理论对于这种知识的分工提出了批评：“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但是你真的知道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举例来说，科学家发明了新的高产作物解决非洲饥荒问题的时候，风险已经包围了这整个事件。风险不是由于这一发明本身的利弊，而是来源于它作为文明发展所踏出的一小步，对于世界的进一步介入：它对原有农业的影响、对当地经济结构的影响、对这一经济结构所塑造的稳定政治结构的影响、对单一作物可能的依赖造成的环境风险、对世界粮食供应结构的冲击、对既有利益集团的打击及他们采取的规避措施所造成的可能的消极结果，以及其他种种我们无法命名的风险。

实际上，我们正好可以见证这样的过程：转基因作物研究所遭遇的抵抗，并非来自学界，而是来自政治冲突，其特征在于“缺乏估算风险的路径”：它会不会像DDT一样，在被证明存在无法评估的风险之时已经太晚？它会不会破坏现有的农业体系造成失业？它会不会使“仅掌握有限风险评估能力”的科学界受到鼓舞，以至于拿大多数人的安全去冒更大的险？

这些问题的惊人之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答案，而是在于提问者缺乏总体评估能力所带来的信任问题和焦虑感。相应地，还有非常隐蔽的一种担忧是，“它会不会破坏我们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威胁到我们价值观念上的安全和稳定？”最后这一种担忧，似乎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当然，十六世纪以前的人也不了解风险。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啊。

d. 终于可以开始讨论关于风险的那些政治问题了。

“在风险讨论中变得清晰的，是在处理文明的危险的可能性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双方都是在绕开对方谈论问题。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会得到专家的回答，而专家的回答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

在以上的讨论里，关于风险，我们已经明确了视角：

（1）风险概念隐含着一种焦虑和怀疑的态度：“好像会有不好的事，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处境”。所以，“风险社会”说的不是“这些事都好危险”，而是“一个社会中，j2直播，其成员已然察觉到人类行为在不断产生各种不可控乃至不可知后果。对这些后果的觉察和控制，一方面产生新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觉察到风险的社会成员对于控制技术和手段，以及掌握这些技术手段的其他成员的工作能否达到预期，并无信心。”

（2）在这里，风险并非以下含义：“一定会到来的不好的事”，“一定概率上发生的情形”，“由于某种行为导致的一定概率上会出现的消极状况。”

等一下。最后那句，“由于某种行为导致的一定概率上会出现的消极状况”，这不就是通常理解的风险么？

没错，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就是在描述我们一般对风险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条件下审视风险的时候，这种隐含着因果关系的判断，就被更大的历史过程整体地取消了。某种鸟类的停止繁殖是因为附近工厂噪音过大，还是温室效应改变行为，或是千里之外的另一种鸟类因为不明原因迁徙而改变栖息地，或是在食物链上某一环的断裂？它的数量减少和附近小麦减产、牛奶产量升高、能源消耗减少、土地重金属含量增加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在全球化视野中，这些相关性再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归因的因果关系——简单的A导致B的算式已经没有意义了，世界的各个方面都被直接联系在一起。工厂该为小鸟的减少负责吗？谁又来为急需工厂产品和就业机会的民众负责呢？

所以风险不是“某种行为导致的……状况”。它是一种不确定的处境：知道行动会产生行动以外的后果，但不（彻底地）知道它们是什么，也不（彻底）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