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清晰感受别人的快乐和伤心，理解他们的情绪，对牛欢来说一度是个负担，他无法控制被别人的情绪拖累。遭遇不幸的人可能还在麻木中，而他已经感到要溺死在自己的眼泪里。“每次好像切换到别人的视角，心都很累。”

　　“我喜欢读张爱玲，她的共情能力比写作才华更厉害，透过文字掏心掏肺，她对我太好了。” 牛欢记得很多张爱玲笔下的画面，那种努力去亲密，却始终有很大疏离的人间关系。

　　有一次母亲跟人闲聊，很平静地讲起一个生活有点窘迫的阿姨，在人群中被人踩掉了鞋，一双她很珍视的鞋，有点狼狈地蹲在路边穿好鞋仔细擦拭。“我听到整个人有一种强烈的心痛。而我根本不算认识这个阿姨。”

　　还有一次，他听说了邻居女生跟小伙伴的对话。一个孩子说：“我们家现在虽然很穷，可是过两年就会跟你们家一样有钱。” 而另一个孩子回了一句：“怎么可能呢，atv，你们家会一直穷下去。”这些记忆片段过去快二十年了，他有时走在路上还会想起这种被伤害的感觉，一遍一遍重复感受。“承受这些奇怪的情绪，十几岁的时候很容易不快乐。”

　　而一纸基因检测结果，将强烈的共情性死死地钉在了牛欢的宿命之柱上。这让他开始把共情性当做自己工作和社交的工具，“这种能力不是我能改变的。我只能尽量隔绝不必要的交往，控制不要让别人成为我的情绪负担。”

　　（基因基因告诉我，到底几分天注定？几分靠打拼？）

　　那不是我的说明书

　　丁闫反对用基因检测结果判断别人。“我不能接受学习能力较低就是下等人，因为成长中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生物基础的不可回避，不足以抵消社会环境的塑造影响。“我不会觉得测出来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我的说明书。”

　　郭婷婷也认为如果雇主、学校、家长用基因做筛选是违反伦理的。“大部分人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不确定性，单纯的把这个视为现状。不知道怎么解释行为遗传学的人，会简单粗暴地说成是天赋基因。我们也研究人的运动能力，但反对用这个测试结果决定孩子适不适合做运动员。”

　　目前参与基因检测的人数还非常有限。数据不够多，会导致解读不够精确，测序深度也会影响精确度。基因之间还存在连锁不平衡效应。在同一个染色体上，可以从一个已知的基因去推测另一个没测的基因是什么样的，有规律可循。如果一个芯片可以测70万个位点，那么可以据此推测出几百万个位点，准确率在95%左右。目前有很多结果是靠推测评估的。

　　郭婷婷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有跨界学科背景，心理学、生物学、统计学知识都需要具备。研究算法的时候，他们要查阅大量文献，了解研究结论怎么得来。根据这些现有文献对基因数据进行分析解读。

　　文献中的实验在哪个人群做的，样本量有多大，效应好不好，都要考虑。选择文献会影响报告最终显示的结果。“测试结果其实是你在人群中，相对于多大比例的人，更容易倾向什么，是相对值。我们最后综合几个位点的情况给出一个标签。”

　　“你已经被检测到的基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变的，变的只是最后的解读。”

　　针对疼痛的遗传学研究显示，痛感30%-50%会受基因影响。丁闫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测试结果“不太怕痛”，从小打针虽然没哭过，但她一直以为只是父母不许她哭，并不是自己没感觉。

　　“但看到测试结果突然觉得好像自己真不怕疼。然后我整个人就开挂了，做了很多之前不敢做的事儿。洗牙、拔智齿，做牙髓根管治疗。”之前也不敢文眼线，现在也豁出去了。放松了，反正不怕疼。

　　系统升级之后，更准确的结果显示她的疼痛感只是属于正常范围内，”超能力“消失了。“不过现在心理已经改变了，无所谓了。之后还要再拔一颗长歪的智齿，感觉也不怕。”

　　丁闫还鼓动男友测基因，但一直没有成功。“如果测试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会分手吗？” 我问她。

　　“会谢顶，易发胖，不用测我也看得出来。我更关心他的现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丁闫、牛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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