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研究会秘书长梁振宇的一次公开言论，惹怒了张海彬。他立即退出了远程志愿者的工作群，还在微博上表示，“不想再与这个协会有任何瓜葛。”

　　那是2014年7月8日，梁振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勿以公益侵犯他人权利》，文中称“视障者因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未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而对互联网公司做出强制举动（如舆论逼迫），是侵犯其权利”。

　　微博点名要求反馈、论坛提交报告、联系程序员，是张海彬他们推动信息无障碍的主要方法。“他的言论，就把我们的行动否决了，”张海彬说。

　　后来，梁振宇特意在微博上发帖解释，承认自己措辞不严谨。

　　当好友一再建议张海彬自己建立公益组织时，他心动过，也为此感到心痛。他深知自己作为草根推动的优势，和成立组织后推动的难处。作为草根，张海彬在与互联网公司联络时，身份是用户，他能以稍显强硬的姿态出现，虽然反馈的问题相对少，但都是直接影响视障者使用的。如果他也成为梁振宇这样的某某组织秘书长，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目前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公司更多是合作关系。以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为例，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企业付费购买无障碍技术支持、慈善基金会捐赠、课题研究经费。

　　互联网公司在发布一款产品的新版本时，会事先提交给研究会内测。研究会做出相对全面的报告，反馈给互联网公司。报告中，信息无障碍的bug，和这款产品的其他bug一样，被划分优先级，收入待修改的问题池。

　　什么时候修改、修改到何种程度，都是研究会方面不可控制的。在不少公司内部，这类bug的优先级别有时根本排不到前面去。一款产品没有立竿见影地被优化，会让一些视障用户对研究会产生误解，认为他们推动不力。梁振宇将这种状态称作是“夹心饼干”。

　　梁振宇曾屡次推动一家互联网公司处理信息无障碍的问题，由于涉及支付环节，对方答复，“我们得先保证安全性问题，如果用户的资金被盗怎么办”，还批评他“一点都不懂互联网”。问题没能解决，便有一些视障用户指责他，“吃里扒外”，“到底是帮互联网公司，还是帮盲人”。

　　张海彬对机构这样的处境多少有所了解，最终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暂时不组建NGO。2016年，他愈发有了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力不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会时不时地想起山村老家，村里的土路磕磕绊绊，很多坎。当小张海彬视力逐渐变弱的时候，他看见那些坎会特别害怕，有时甚至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可到了全盲时，他好动的习性却并没有改，看不见坎，径直走，扑通一下翻倒在地，跄得一身是伤。

　　本本分分的害怕

　　张海彬七岁被转送去浙江省盲人学校。学校开设了生活指导课、定向行走课，教会盲人孩子使用盲杖、判断方向、利用听觉理解一部分视觉信息。从此，他离家住校，五人一间的宿舍，学着独立生活。十五岁那年，张海彬离开杭州去舟山，在一家推拿店里，参加残联组织的推拿培训班。

　　班上十来个学生，他年纪最小，最大的是个中年人，四、五十岁。白天，他们学习推拿理论，练习各种指法，跟着师傅上手操作，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零点过后，张海彬偶尔会跟同事一块去到店面附近的网吧上网，十块钱包夜，玩整个通宵。

　　他不玩游戏，也不聊天看新闻，去网吧的是为了下载歌曲和武侠类电子书。网吧的电脑上没有读屏软件，张海彬把软件拷贝在随身携带的U盘里，开机后请网管帮忙安装。

　　“电脑改变了盲人只能阅读盲文的状况”，张海彬说，自己有个项圈式的蓝牙耳机，银灰色三星牌，用了挺久。平时挂在脖子上，想听书就连接电脑，桌面打开电子书文档，读屏软件开启全文朗读模式。他习惯一边听书，一边到处转转，做点别的，如抽烟、倒水、靠床小憩。

　　过去一周，他听完了《人民的名义》《炒股的智慧》，正在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还计划重读李开复推荐的《悟道：一位IT高管20年的职场心经》。他喜欢在电子书的文档内直接做批注，写感想，唯独金庸的小说不会，“怕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