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修改、修改到何种程度，都是研究会方面不可控制的。在不少公司内部，这类bug的优先级别有时根本排不到前面去。一款产品没有立竿见影地被优化，会让一些视障用户对研究会产生误解，认为他们推动不力。梁振宇将这种状态称作是“夹心饼干”。

　　梁振宇曾屡次推动一家互联网公司处理信息无障碍的问题，由于涉及支付环节，对方答复，“我们得先保证安全性问题，如果用户的资金被盗怎么办”，还批评他“一点都不懂互联网”。问题没能解决，便有一些视障用户指责他，“吃里扒外”，“到底是帮互联网公司，还是帮盲人”。

　　张海彬对机构这样的处境多少有所了解，最终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暂时不组建NGO。2016年，他愈发有了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力不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会时不时地想起山村老家，村里的土路磕磕绊绊，很多坎。当小张海彬视力逐渐变弱的时候，他看见那些坎会特别害怕，有时甚至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可到了全盲时，他好动的习性却并没有改，看不见坎，径直走，扑通一下翻倒在地，跄得一身是伤。

　　本本分分的害怕

　　张海彬七岁被转送去浙江省盲人学校。学校开设了生活指导课、定向行走课，教会盲人孩子使用盲杖、判断方向、利用听觉理解一部分视觉信息。从此，他离家住校，五人一间的宿舍，学着独立生活。十五岁那年，张海彬离开杭州去舟山，在一家推拿店里，参加残联组织的推拿培训班。

　　班上十来个学生，他年纪最小，最大的是个中年人，四、五十岁。白天，他们学习推拿理论，练习各种指法，跟着师傅上手操作，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零点过后，张海彬偶尔会跟同事一块去到店面附近的网吧上网，十块钱包夜，玩整个通宵。

　　他不玩游戏，也不聊天看新闻，去网吧的是为了下载歌曲和武侠类电子书。网吧的电脑上没有读屏软件，张海彬把软件拷贝在随身携带的U盘里，开机后请网管帮忙安装。

　　“电脑改变了盲人只能阅读盲文的状况”，张海彬说，自己有个项圈式的蓝牙耳机，银灰色三星牌，用了挺久。平时挂在脖子上，想听书就连接电脑，桌面打开电子书文档，读屏软件开启全文朗读模式。他习惯一边听书，一边到处转转，做点别的，如抽烟、倒水、靠床小憩。

　　过去一周，他听完了《人民的名义》《炒股的智慧》，正在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还计划重读李开复推荐的《悟道：一位IT高管20年的职场心经》。他喜欢在电子书的文档内直接做批注，写感想，唯独金庸的小说不会，“怕糟蹋了”。

　　张海彬认为自己本质上不善社交。和人面对面说话，他会觉得自己的反应有点慢。他更喜欢在网络上，通过文字交流、辩论。那时候，他是自信的、慢条斯理的。

　　较之于推动一款产品和一家互联网公司进行无障碍优化，未来，张海彬更想去拍摄一部短片，给互联网公司展示产品用户的多元化，让他们理解信息无障碍的受益人，不仅是视障者，还有听障者、老人、甚至阅读障碍者。

　　他还盼着能走进高校的计算机系，告诉会成为程序员的同学，“当你敲下第一行代码，在设计一个产品之初，就需要考虑信息无障碍的问题。”

　　教会父亲用微信后，张海彬却坚决不教他使用微博，尽管父亲再三要求。他不敢，他怕父亲摸索着找到自己的微博账号，发现他”盲人安卓爱好者“的身份，认为他“瞎折腾”，是个”荒唐的人“。

　　可是，这些年他以这个身份，出席2016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到阿里集团、科大讯飞等互联网公司给开发、测试的程序员做分享；还现身支付宝的公益广告。广告曾在综艺节目《朗读者》的片尾播出，有朋友看到后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他。

　　但这一切，都不是家人期待中的样子。他们希望，张海彬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推拿师“。

　　这些年来在推动无障碍上的处处碰壁，也让年近而立的张海彬觉得，自己到了“该从理想主义转变成现实主义的年纪”。

　　他说，“自己好像开始害怕未知了。”

　　(文中寒冬、素辛、竹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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