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ddell:关于归因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我们应该怎样算去年物联网核心网络基础设施被Mirai僵尸网络攻击的这笔烂账呢？到底该由谁承担责任呢？

　　Berman:这个问题问得好。创新者、公司、政府，还有个人都应该为此事负责，应该共同努力构建一套基于公益推广的责任与义务框架。

　　就拿药品来说：为了治疗病症，医学界创造出了药。有些药可以直接在药店购买，有些药需要经过医生指导，出具处方才能买到，而有些药则因为比较特殊或者危险，只能去医院购买。在药物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体制和政策体制，虽然不尽完美，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Waddell:如何才能构建这样一种框架呢？需要先建立一种新的监管体系吗？

　　Berman:涉及到监管办法我们就得慎之又慎了，毕竟人人都希望能有一个维护公共利益的万全之策。

　　物联网才处于萌芽阶段，真是进行各种实验的大好时机。如果你对智能化城市，智能化系统，智能化建筑，甚至是重症监护室感兴趣，或者拥有许多信息分享设备和系统，又或者是面临政策问题和隐私问题，绝对不要错过这个试验并获得反馈的黄金时期。

　　国家标准技术局目前确实在信息物理系统上开展了许多引人关注的工作，而且他们还准备找出一个保密性标准。一旦人们开始付诸实践了，就会做出越来越多的大胆尝试。尽管成果有优有劣，但最终都将有助于迭代提升。

　　如果你对某物的了解一点都不充分，就不用指望它发挥出最大效果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如今日益受限的系统中获得很多经验。而且，要是我们将它摆在优先位置，由此开始关注智能化城市或建筑，我想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有机合理的物联网治理模式和道德体系。

　　两相权衡取其重

　　Waddell:如何平衡个人隐私和通过收集海量个人信息带来更大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Berman: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逐步解决了。每次去外国旅游回来，海关人员总会问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可能会认为这种问题的确涉及到了个人隐私。但是，不管你身处农场还是刚买完菜回来，肯定都会很乐意回答这种问题：这时候很有可能泄露一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信息。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面临着类似的决策。

　　自主决策带来的技术性挑战加剧了物联网的恶化。试想一下，如果连自家的地址要不要显示在谷歌地图上都可以自主决定了，那要谷歌地图还有何用？

　　另外，我们很难想象到哪种技术性基础设施需要维护，或者谁会来维护。所以，有些交易就从中诞生了。这些交易处于绝对保护个人隐私和事事公共利益优先的中间地带。

　　Waddell:谁都能实现这种平衡吗？

　　Berman:问到点上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开奖，这个看个人情况。就我来说，无论是旅途归来，身处农场还是怎样，我都可以大方地把这些信息告诉别人。但在某些场合我可能还是会不自在。比如这类收集并分享我的数据的设备，依然会让我觉得受到了干扰。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那些在各种电子设备的伴随下长大，已经把它们当成了生活中必需品的那一代人，与老一代人在这一问题上是否持有不同观点。

　　Waddell: 我还想了解一下，那些加入以集体为导向的数据收集过程的人，看到他们从中收获的东西后是否还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例如，Siri这类虚拟助手就能通过用户进行学习。事实上，你在使用Siri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帮助它学习——难道这都不值得让人牺牲一点点隐私，换取一个更有用的虚拟助手吗？

　　Berman:我赞同你的观点。关键问题是：有些事泄露出去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在目前的案例来看，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很多人认为，有些事让大家知道了其实是利大于弊。

　　健康数据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公开某些信息或多或少会有些消极影响，但别忘了，我们也是有隐私法相应保护的。也许有些人还是感受不到，那就上Patients Like Me——一个患者相互分享就医经历的网站去看看吧。平时我们基本上都是自主决策，但对于物联网来说，从社会层面出发来考虑或许对我们更有利。

　　产品制造，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