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直播，点播量有高有低，如《日刻考古：实地踏勘海昏侯墓园》点播量高达60、70万；茶文化类、还有一些艺术展的点播量却相对较低，而且这些点播量不高的直播还花费了很高的时间、资金成本。

　　“我迅速把它停掉，这事儿不能做（直播）”，王恺说，“至少我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后来日刻也尝试着追一些社会热点和话题，策划了《“辱母杀人案”中暴露的真问题》、《改编30年，我们为什么都爱西游记》、《老龄化趋势下如何面对“尊严死”》等节目。节目以对大家的访谈、或大家间的对话形式展现，结果反响很好，平均播放量也稳定在了11万左右。

　　这是让王恺感慨颇深的一点：哪怕在内容泥沙俱下的新媒体发展初期，人们依然不排斥从直播上观看很深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称之为“杂志化”的直播。

　　王恺认为，日刻无论是文化类还是社会类选题，话题的选择、策划方向和思想性都和杂志很像。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就能实现让数十万人在线观看的效果，这坚定了王恺对于传播形式重要性的设想。

　　日刻所属的活字文化在与北岛、豆瓣的合作中，首次尝试了音频这一表现形式。今年，日刻会尝试做5到6个比较大的音频项目；他还在策划一个与“吃”相关的项目，目前已经有几家平台想要拿这个项目的版权了。

　　王恺觉得做饮食，写文章、甚至写书都不好玩，他想邀请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人来讲一百道菜。比如《我的川菜生活》作者石光华，讲回锅肉，“猪来自哪里呀、肉怎么卷啊、我文革的时候怎么做、80年代怎么做……”形式可能是音频，也可能是视频脱口秀。

　　他认为自己的赛道不是直播，从来都是内容。他觉得随着VR、AR的兴起，直播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在他眼里，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把一个内容玩出花来才是最根本的。

　　“不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他说。

　　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

　　这两年，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真牛逼的人”靠内容本身迅速崛起，这让王恺感到亢奋：“这真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每当提起互联网，王恺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上扬，互联网在他眼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互联网的出现造成了更全面的民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次更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民主”。

　　不过他也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

　　他现在回忆起《三联生活周刊》和纸媒鼎盛的那些年，“朱伟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他说朱伟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他天天夸我们，你们的稿子写得是最棒的。他跟我们说，你们除了把稿子写好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结果有一次年终聚会，他们几个人和朱伟在办公室喝酒，朱伟喝到“老泪纵横”，说今年三联终于没有被主管部门找麻烦。“哦，原来他的压力这么大”，王恺感慨。

　　但几年过去后，王恺重新审视了那个乌托邦时代。

　　今年3月底，王恺在腾讯为一群想从事直播创业的人做培训。他准备的自我介绍是“我以前在三联做过什么什么、我做了10年”等内容，他当时认为这只是流程化的介绍并没有多想。

　　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三联出来的了，我觉得它没有给你加分”。

　　“啊？已经这样了吗？”王恺说，当时他觉得很“尴尬”，但并没有“震惊”。他的朋友补充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应该说你用户是多少、融资额多少。”

　　出来这一年，王恺见过了无数的人。比如那些投资人，有谈一次、谈两次就合作的，也有谈很多次最终也不行的，有投资人因为他曾经效力三联就愿意和他合作，也有人因为他是传统媒体人就不理他的。

　　“所谓真实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砸到你面前，逼着你不停往前走。”王恺一直在试图“跳出来看自己和行业”，他说这是“被逼的”。

　　王恺觉得自己就像是话剧《赵氏孤儿》里的孤儿一样，里面有一句台词让他很受感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孤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