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刺猬公社 |彦东

　　2015年8月的一天，王恺在家里写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他作为《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的最后一篇稿子——便给主编打了个电话。

　　“我明天不去上班了，我要辞职”，王恺说。

　　就这样，他离开了这家效力了10年的知名刊物。

　　王恺几位在三联的老同事都觉得，他的离职非常突然。从2010年就开始与王恺合作的摄影记者蔡小川，虽然偶尔会听到他发牢骚嚷嚷着要转行，但没当真，“那几年纸媒不景气，大家都在聊转型的事儿，我一直以为他是自嘲，是开玩笑的”。

　　但王恺不仅真的离开了《三联生活周刊》，还在2016年6月16日正式推出了直播项目“日刻”。

　　“我很害怕人生的单一不变”，王恺对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说，自己从记者时代到现在的新媒体创业一直在怀疑，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点在何处、怎样能变得更好。

　　但他说，大部分结论“可能都是假象”。

　　“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王恺的自我怀疑，是从记者时代就开始的。

　　200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王恺由于历史系硕士出身，幸运地凭借抗战系列报道被时任主编朱伟注意到，并在之后快速成长为这本周刊的主力记者。

　　而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让朱伟看到了王恺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潜质。

　　当王恺进入震后的北川县，山体仍在滑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一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害怕，“看到死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恐惧”。

　　看到救援人员在挖人，王恺想参与救援，但他只敢拿棍子去敲倒塌的建筑，“当时不能够跟救援人员对话，会让人想哭 。”之后的几天，王恺几乎丧失了采访的能力，仅仅与别人聊几句就到达了精神的极限，更不要谈写作了。

　　几天后，王恺从情绪中勉强走了出来，分两日写了两万字的报道。时至今日提起这个话题，他对上版的稿件依旧印象深刻——“我会强调尸体的味道。我觉得是有点火焰的那种焦味，有口红的香味”——朱伟删去了这段描述。

　　“他还是觉得新闻报道要有所克制吧，那句话可能让他感觉到了冒犯”，但王恺补充说，“我的稿子是让他哭得最多的”。

　　朱伟在王恺早年间文集《文艺犯》的序言中回忆道，王恺的稿件“呈现出更真实的撕裂之痛。从灾区回来，他的心灵刻痕也是最深的”。他认为，“这种刻痕来自情感的过激反应”，而根源在于其“心扉脆弱”，朱伟将王恺的采访写作能力总结为“感知”，而不是靠逻辑推演和意象。

　　编辑王恺的文章，常让朱伟感慨，“他竟能把一个个平行着的感觉，硬就混杂死缠在一起，还难分难解，颇有密度”。

　　2012年左右，王恺被调往文化部，同样刊发了很多重要的报道，后来，三联的所有茶刊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蔡小川觉得，王恺采访台湾、日本的茶道大师的方式不像一般的记者，“他们能玩到一起”、“像在对话”。

　　解致璋、廖宝秀等台湾茶人虽然在茶道界名声显赫，但在王恺之前却从未接受过采访。这些茶人接受采访并非因为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是因为“他的个人修养”。

　　这还致使三联的几期茶刊在淘宝上涨价几十元，因为“有价值贡献”：“大陆茶人没什么机会了解这些信息，全靠学习王恺的文章”。王恺的一位同事评价说，atv直播，王恺的文章很特别、甚至有些“另类”，“他写的茶刊像AV一样，能勾起人的欲望”。

　　虽然昔日同僚都很佩服王恺的写作能力，但事实上，王恺在升任主笔之前，就对自己做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