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刚兴起的那些年，王恺在微博上看到网友拍摄的社会突发事件，让他感到“震惊”。他想，如果换他去拍，或者拍摄者是稍微会拍一点的普通人，这些画面给受众们的震撼、体验要比文字全方位得多。那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率先死掉的可能就是社会新闻。”

　　后来，他甚至怀疑起了自己所做的文化类报道的价值，文字是这些内容最好的呈现方式吗？即使仅谈写作这一个维度，三联业已形成的一整套写法是最好的吗？

　　“内容不死，但总得搞清楚内容是什么你才不死啊”，他认为，早年间很多说内容不死的记者“可能根本不理解内容是什么”——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

　　王恺在三联的最后一次大任务是采访侯孝贤。按理说，这位极少接收媒体采访的名导能和他聊了一个小时，应该是件很得意的事。但王恺却说，atv，在整个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兴奋点寥寥。

　　写作框架、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在采访之前王恺就已经想好了，“没有创造的感觉”让他感到疲惫。

　　彼时，恰巧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创办的活字文化也想做新媒体，这个机会让王恺有高度的自由去探索，这让王恺动了心。即便对新媒体的玩法还没有成熟、清晰的想法，但秉承着“总得做点什么新东西”的想法，他最终还是离职了。

　　“杂志化”内容做直播，也有人看

　　王恺说自己对新媒体的玩法没有清晰的想法并不是开玩笑而已。2016年是直播元年，但实际上“日刻”早在2015年12月份就开始策划了。不过那时，直播还没有被吹成风口，日刻也没有被敲定就是个直播项目。

　　王恺感慨最初就是“瞎做”，当时团队只是模糊地觉得，新媒体应该以影像为主，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节目。但做短视频既烧时间又烧钱，少量团队还无法保证出产量。王恺判断这个项目不能这么做。“这个事儿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硬做吧”，王恺说。

　　日刻的产品形态最终确定直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创业在即，王恺开始频繁接触平台方、从业者和投资人。2015年底，腾讯的一位内容购买者找到王恺，说腾讯要上马直播平台，希望和日刻合作。

　　那时的直播以秀场为主，“还是很低俗的内容”，王恺觉得直播早晚会有消费升级，值得一做。而且，做直播的话，腾讯的新闻客户端专门开直播栏目给日刻做推广，但做短视频就没有这种渠道红利。

　　可具体到怎么做内容，腾讯和日刻“都是糊涂的”。腾讯的负责人建议他，既然有这么多文化名人的资源，比如北岛、金星等，不如就请名人做直播。

　　王恺找了活字文化的几个知名作者，如周有光、叶嘉莹等，但活字的作者年龄偏大，不愿意做直播；具有社会公众人物属性的金星则不愿意第一个做。

　　随后王恺开启了“杀熟”模式，“逼”着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田沁鑫“上马”。可是王恺依然惴惴不安，内容应该怎样做依然毫无头绪。

　　在和腾讯讨论后，他也只得到了一个“很粗糙”的方案：“他们说，很简单呀，拿个手机和稳定器拍就行了”。

　　最后还是王恺和田沁鑫敲定的内容，带几个演员直播讲讲《北京法源寺》这部话剧有关的东西、法源寺的历史和场景。

　　等到拍摄那天，田沁鑫问王恺是否准备了主持人，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上镜。无奈之下，王恺对她说“你自己主持吧”。

　　所幸效果不错，第一期观看量有十多万。王恺事后总结，田沁鑫和几个演员毕竟是演艺行业出身，而且由于她导过这个题材的话剧，愿意讲、也了解法源寺。顺便和演员对对话剧的台词，“也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