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也更坚定了司马迁的对自己的人生设定——做一个有态度的历史记录者，而不是有言必录的速记员。那些躺在竹简上关于西汉帝国的记录，在旁人看来不过是故纸堆，但在司马迁那里就是无比珍贵的大数据。

　　于是，司马迁内心那个危险的火种——独立思考，被点燃了。哪怕后来刘彻的删帖、以及最严厉的腐刑都未能动摇的他的发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过的万卷书、行过的万里路、受过的最残酷的屈辱，都成为《史记》编程里的核心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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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在完成之后的一千多年前，依然可以被今天的人读到？

　　这里不得不提《史记》的价值。鲁迅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

　　司马迁首先做了一个无比浩繁的信息过滤工作。他把汉之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压缩到五十多万字的空间，又从亿万人遴选出数百人，安排在书中渐次出场，戏份自有不同；其次，他突破那个时代富丽堂皇的文字风格，发展出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审美：简洁、质朴。

　　不过，即便《史记》在历史和文学两个维度上都具有无双的价值，但其名声依然局限在精英人群中，无论是司马迁身处的西汉，还是后世，绝大多数人都无缘亲近《史记》。

　　流传后世的都是四大名著这样通俗易懂的小说，而历史只有与戏说结合，方能获得流量的加持。司马迁的文笔虽然比清代文章更为直白，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经典也需要摆渡人来开示。

　　台湾学者杨照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经历了中西两种史学训练，说史自然不同凡响。在豆瓣付费节目《杨照史记百讲》中，他认为《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探究了人与命运的关系。「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方法，是一个人生的使命，是要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而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这种抽象的理想，并不是今天泛滥网络的心灵鸡汤，它激发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与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理解当下？

　　这种哲学思考的核心，是把人和人的自我体验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也为焦虑、无助的现代人，提供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这个禅机就是他在史记中遴选人物的标准：什么样的人被历史淘汰让其随风而逝，什么样的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识了解。

　　司马迁这种对人事的标准，正是今天许多人所忽略的，某种程度上，为人处事标准的模糊和缺失，也正是日常焦虑和无力感的病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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