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直接导致了咪蒙在树立自己女权意识的时候，难以摆脱那种对男性深深的愤怒和痛恨，她曾大骂田朴珺是独立婊，但徐静蕾则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自己与男性的利益关系：“你非要说我是男的帮我，我承认我老师是男的，教育我的伙伴也是男的，我男朋友也是男的。那可不就是男的嘛？那又怎么样，反正就是男的呗。”

　　蒋方舟的家庭教育同样是缺少父亲的，她跟母亲的关系很亲近，可母亲又经常在言语上打压她，蒋方舟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路，就是因为母亲认为她长得不漂亮，“琴棋书画，样样不会，长得又难看，恐怕只有写作这条路了。”

　　蒋方舟很少提到父亲，但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与父亲一笑泯恩仇》，里面说父亲对她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都是以恐吓威胁为主，佯装要打她的样子。

　　她解读父亲的潜台词：”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

　　有一个说法是，一个缺少父爱的女孩，或者说生活中缺少一个异性范本的女孩，长大之后的恋爱对象会偏向于那些带着强烈父亲色彩的男人，她们大多没有安全感，渴望权威，就像蒋方舟说的，她现在最喜欢的男孩子还是那种黑社会老大型的坏男孩。

　　但就跟所有传统教育里出来的孩子那样，随着父亲被时光打倒，她最终原谅了父亲，走上了渴望婚姻的道路。她热衷于相亲，等待着结婚生子，并且认为家庭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形象。

　　不过，母亲主导的教育原则上也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大部分在男权家庭中长大的女性成为母亲之后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女性意识，同时又在婚姻中处于弱势，那她们成为主导教育者时就会把一种作为女性的内在无力感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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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时候就有人问蒋方舟，会不会想当一下导演啊编剧啊，像徐静蕾那样。

　　蒋方舟的回答依旧非常诚实：“嗯，对，可能比她稍微不靠谱一些，因为她有财力，可能我就会比较更山寨化一点，江湖一些。”

　　似乎每个文艺女青年都有一个做导演做编剧的梦，咪蒙的真爱也是影视，她始终认为公众号是她的副业，但对抛却了这个公号她毫无商业价值的事实痛苦不已。跟蒋方舟比起来，如今的咪蒙不算没有财力，可影视圈真正的门槛是人脉。

　　徐静蕾作为北京土著，父亲下海开了霓虹灯厂，生活稳定优渥，给了她淡定从容的底气，因此，她不需要孤注一掷清华的破格录取，而是凭着撞大运，就能打开人生的一扇扇大门。

　　考大学的时候，徐静蕾本来想学画画，但落榜中戏舞美系，偶然听别人提了一嘴，才去报考了北影表演系，考试的时候连舞都没跳完，考官只能让她绕着教室跑一圈，稀里糊涂跑进了表演系。

　　大二的时候徐静蕾认识了王朔，敲开了娱乐圈里最具分量的京圈的大门，于是大三就幸运地接拍了赵宝刚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跟濮存晰搭戏，从此星路顺风顺水。

　　后来这帮京圈的人又劝她做导演，自己拍戏，又都来帮她，《我和爸爸》里就有叶大鹰、姜文、张元和后来的男朋友张亚东，从此之后，徐静蕾对做导演的兴趣就大过了做演员，第二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拿了西班牙的艺术大奖。

　　拍了几部文艺片之后，徐静蕾又对做文艺片导演失去了兴趣，转战商业片，《杜拉拉升职记》把她成功送进了亿元导演俱乐部，她甚至在电影发行前就通过广告植入拿回了电影的成本。

　　蒋方舟，甚至咪蒙的才气，未必不及徐静蕾，但徐静蕾处于女明星与才女的中间，而京圈又不是外地女青年说进就进的，她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

　　对于蒋方舟来说，她的进京之路只剩下孤注一掷的高考，她说：“对于高考，我想打败它，我不想逃避，没必要，也没有地方逃。我是个女孩子，我不能去赛车，也不能去干别的。”

　　她的家境也注定了她只能在性价比最高的机会中选择。

　　蒋方舟曾被说是文化童工，早早就用稿费帮父亲买了摩托车，还资助了家里一位亲戚上学，但她仍一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贫穷状态。

　　“从小到大，我们一家人住的是3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我都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我的床就是客厅里的活动沙发，我连自己的书桌都没有。直到现在上了大学，我仍没有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