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不死或许是夸下海口却不兑现的极端例子，但还是做出了一些成果。的确，负熵主义抗衰老的梦想有许多已经变成现实，尽管这些成就在今天看起来并没有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新潮。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发展使我们的长寿超越了前人的想象。我们和手机共枕而眠。假肢越来越量身定制，也越来越让人负担得起。机器人实施的显微外科手术模糊了人类技能和机器技能的界限。在更古板的人（也是最有钱的人）看来，对超人类主义的追求无非是生物科技而已。

　　O’Connell 的关注重点在于执着于永生的超人类主义极端份子，但他也访谈了一些主张用渐进方法让人类一步步接近长寿健康的人。Miguel Nicolelis 是一位研究人脑–机器连接技术的神经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可以用脑电波控制的机器人盔甲，并在 2014 年世界杯上进行了展示，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和机器人在未来可以怎样协作。这项成果一个显而易见的应用就是帮助截瘫患者提高活动能力。科技并不需要我们颠覆对现实的认识，从小处改进同样是可以的。

　　Nicolelis 似乎并不像其他技术专家那样热衷于规模化。尽管证明了脑部活动可以翻译为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被翻译为机器的动作，他对全脑模拟这样的大规模计划也并不感冒。「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大脑状态的本质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他去年告诉《大众机械》杂志（Popular Mechanics）说。「人类喜欢用类比、隐喻，喜欢作出预期和预判，这些是算法不能体现的。」

　　随着超人类主义逐渐改变人类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它也将改变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到 100 岁而无疾病，那么社会、经济和环境都将发生剧烈变革。童年应该是多长？如果「婴儿潮」那一代人还能投 50 年票，政治图景会变成什么样？O’Connell 对超人类主义的探寻，恰逢我们的民主制度空前脆弱之时。财富愈发集中于一小群人手中；尽管未来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但对如今许多人来说，未来似乎格外暗淡。想象一个超人类主义宏愿全部成真的未来是令人兴奋的思维实验，但这兴奋很快就会退潮，变成反乌托邦式的想象：地太少、人太多，而且，如果人脑都是从一个世纪前上传来的，它们都会变得像废旧软件一样。

　　无论超人类主义者的目标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雄心勃勃、多么天马行空、多么切实可行，它们都忽略了全面设想目标实现后社会将是什么样。重视速度和规模的硅谷中人先进行创新，成功后再匆忙解决不良后果，这绝不会是第一次。

　　超人类主义有一个关键承诺、但同时也是其根本问题所在：它让信奉者免于承担对当下的义务。正如比尔 · 盖茨在一次 Reddit 上的「随意提问」活动中所说，「在人类还没有摆脱疟疾和肺结核的时候，有钱人却在为活得更长而投资，这似乎太自私了。」O’Connell 也觉得，「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对研发 AI 更感兴趣，却不关注消除「自己国家荒谬的收入不平等」，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诚然，试验是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研究者也宣称自己的工作在未来将造福全人类。但问题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又会属于谁？

　　超人类主义中也有一些让人深感悲伤的元素。这种超越人类的渴望让人回想起那些提升自我的教义，它滥觞于上世纪中期的美好时代，对加州产生了深刻影响。可是，对更好世界和更好自我的预期却难以摆脱当下的现实。在总统选举和就任间的数周里，腐败的猖獗、对宪法中自由权利的扭曲，还有其他很多糟糕的事情，进入了我们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幻想改造人类、实现永生的未来似乎是自我放纵；哪怕只是幻想一下未来，似乎也是自我放纵了。

　　然而我并不能因为超人类主义者渴求更多而责备他们，渴求从生命中得到更多也好，渴求生命本身更长也罢。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这本 1999 年出版、如今已是超人类主义著作标杆的书中，文学批评家 N. Katherine Hayles 详细阐述了她理想中的后人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