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头或多或少带着“先知”的意味，也让凯文·凯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导师”，扮演着从混乱的互联网市场中寻找清晰方向的关键角色。

　　但在美国，凯文·凯利的日常生活图景，却远离这种热闹。

　　他的家位于远离硅谷的大郊外，那是一个建在旧金山海滨小镇柏思域加(Pacifica）的二层小木屋。他养过几年蜜蜂，后院里有五只鸡。

　　木屋外雾气缭绕，木屋内的书架上堆满了书，房间里除了机器人模型之外，还摆着乐高。这位以“互联网先锋”形象出现的人物过着远离科技的生活，直到2010年《失控》在中国出版，出版商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活动，他才购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

　　凯文·凯利在自己的家中

　　每天早上，凯文·凯利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纸质的《纽约时报》。他很少上网，自嘲是“非常非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在20岁那年只身远赴亚洲开始了六、七年的“游侠”生活。

　　尽管凯文·凯利没在互联网公司真正工作过，但不影响他对科技的热爱和思考。

　　1994年，凯文·凯利的代表作《失控》在美国出版，他用了528页的篇幅，从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科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考。

　　这或许是一个方向。他的夫人曾是生物学的研究者。但有人对他的思想背景表示好奇：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预言又偏离《圣经》太远。他的知识显得杂乱，把许多概念嫁接在一起，开奖，并生产出很多新的概念。

　　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在美国的销量不温不火。但收获了一些高知名度读者的肯定。

　　《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这本书出版的12年后，称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智慧的一本书”。

　　克里斯·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前任主编，理论爱好者。而凯文·凯利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主编。这就像是同事间互相问候。

　　尽管获得了一些很高的评价。但没有一个是严肃的学者做出的。而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则远远超出这位“预言家”的预期。

　　商业运作

　　凯文·凯利的走红，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关键公司的关键节点。

　　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参与策划了凯文·凯利第一次中国行的活动方案。在他看来，KK的走红有点占据“天时地利”的意思。

　　《失控》在中国出版前后，《连线》杂志上一篇名为《万维网已死》的文章恰好在中国互联网圈引发热议，两个月后，他们刚好把凯文·凯利请进中国。

　　那是2010年。译言网联合创始人赵嘉敏脱离原公司，成立东西网的第一年。这位曾经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工作7年的工程师，试图成为中国的出版商和优质国外作者的中间人。

　　他需要一本不错的国外作品，作为“新长征路上”的代表。这时候，他想起一个老朋友曾经推荐的凯文·凯利。

　　书在美国销量不高，赵嘉敏比谁都了解这么一个“大部头”作品，想要成为畅销书很难。可他的选择不多，他在亚马逊上看到了克里斯·安德森的那条留言，成了最终下定决心做《失控》的关键促因。

　　与出版方最初签订的版权期是5年。出版社对于《失控》的预期并不高——能卖完首印 6000 册就不错了。

　　赵嘉敏说，当年与出版社的那份协议具备一定的对赌性质，如果没能达到5万册的销量，东西网只能分得比率极低的一部分版税。

　　翻译的进程略有曲折：最初只有一个译者，花了十个月时间，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出版几乎不可能。为了加快效率，他们招募了10位译者，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同步翻译。

　　图片截取自赵嘉敏的微博

　　但后来互联网上却开始疯传，认为是故意采用这种翻译手法，目的是为了与凯文·凯利理论主张暗合。

　　网上还盛传：“赵嘉敏在美国念书时，读到《失控》颇为震动、醍醐灌顶”。但赵嘉敏说，没有太多富有情怀的初衷。

　　《失控》出版6年后，回顾当年引入的过程，赵嘉敏的语气沉稳淡定，仿佛一切的发生都在意料之内，自然而平常。

　　师北宸觉得，当年中国互联网高质量信息相对较差，没有那么多大咖进来交流，而开放、共生和共享精神恰恰是当时互联网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