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原因，实验科学的先驱们在科学前行的巨轮下看到改革的契机。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培根是英国大臣，也是实验科学的有力推动者。培根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他希望学者在取悦金主之外，还能学术界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培根发明了“必要条件”一词，他还利用人们对声名的渴望心理，提出了一些促进科学进步的巧妙方法。比如他修建了一排雕像来纪念过去伟大的发明家，同时还留了一排空底座。这无形中形成一种激励，当代学者为了让自己某天也有机会在那里有一席之地必定加倍努力。

　　培根的方法启发了他的一个铁杆粉丝，改革者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600-1662）。哈特利布收集了很多奖励系统的改革方案，直播，最终设立了一个中央办公室。他希望系统地奖励那些为国家与国王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奖励的人。

　　科学协作团体（Collaborative scientific society）始于17世纪中期，它不再向权贵谄媚。期刊为很多新兴的科学团体提供了舞台，学者们可以协作解决一些颇具野心的研究项目，科学不再是贵族的玩物。

　　人工光源是17世纪化学的最大发现。痴迷于炼金术的律师阿道夫·巴尔杜因（Christian Adolph Balduin，1632-1682）在发现这一化学特性之后，将闪烁着“利奥波德”字样的圆球献给了哈布斯堡皇帝。

　　很多人对巴尔杜因关于人工光源的解释不满意。当时的期刊开始做实验来研究，并提出很多问题。这些期刊让人们得以检验那些炫丽的发现是否属实。

　　科学团体们可以通过期刊增加自己的信誉，这同时也能够促进科学发现。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是德国最古老的科学联合会，它最早的期刊可以追溯到1670年。据其官方规定，那些没有发表论文的人也可以在别人的论文中看到自己对世界的贡献，并且会提及自己的名字。这是规范科学引文的重要一步。

路易十四在1667年视察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

　　除了在期刊中看到自己名字的满足感外，学术界还开始设立某一特定课题的论文奖项，这一直延续到今天。历史学家杰瑞米·卡拉东纳（Jeremy Caradonna）估计，1670至1794年间，当皇家科学院开始设立奖项时，有15000名学者参与竞选。这些奖项很多是由同一批皇室和贵族成员资助的。他们之前都是学者的个人金主，现在又成了科学的间接资助人。

　　国家也会为寻求一些解决方案提供奖励，最著名的是英国经度委员会（EnglishBoard of Longitude）。它在1714年为了计算如何在海上确定经度而发出悬赏。这种利用奖项将注意力智慧集中到一个特定问题的做法在今天也得到了很好应用。

　　当代的一些科学奖项，比如西蒙斯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的“破解玻璃问题”，这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17世纪已经很普遍了。

　　从礼物机制到奖金机制是科学的一个重大转变。今天的科学家，至少可以不用向权贵卑躬屈膝了。

　　然而直到今天，但科学研究依旧离不开钱，争夺科研基金的现象依旧很普遍。科学事业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障碍也仍未消除。贫穷与社会地位成了通往科学家之路上的壁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依旧只是有钱人们的“玩物”。

《自然》最新调研：贫穷仍是壁垒

　　虽然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一个无关家庭背景的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家境不殷实的学生很少选择从事科研领域，少数热爱科学的贫困大学生也往往发觉自己难以大施拳脚。

　　数据显示，许多本来可以为解决诸如健康、能源、污染、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献上一份力的年轻才俊，都因为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做出更现实的选择。

　　为此，《自然》杂志调查了8个国家，且看这些徘徊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年轻人们将如何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美国：教室里的阶层分化

　　美国机会虽多，但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却成了寒门子弟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