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砸日本车”“抵制日货”“在网上骂日本人”都不是铭记历史的方式。“真正的铭记是我们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更有素养、在各自领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业绩。”

　　每当有新生入学，石川果林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学日语？

　　以前的学生都会说，是父母让我们学的，方便找工作。现在的学生说得较多的是喜欢动漫，想听懂。

　　问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有她。不过在她看来，意图却不同：“我的出发点是学习的动力和发展方向，而有人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学这种敌人的语言’。”

　　当她从日语课堂上走出，就一下子淹没在南京的人潮中。她拥有中国妈妈共同的烦恼：抱怨孩子压力太大，每天都在写作业。“应该像日本的小学生一样，放学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去锻炼身体”；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闹矛盾，把对方给咬了，她拎着水果登门道歉。

　　只有在上日语课和跟孩子用日语对话时，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质。她的中文阅读有些吃力，辅导孩子做一年级的数学应用题都十分费劲。哪怕题目是“下列哪些是大于10的偶数”，有时她读完一遍也看不懂题目。

　　三个孩子中，她最担心内向的老二。有一次在饭桌上，石川果林随意问了老二：“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说你妈妈‘小日本’‘日本鬼子’？”儿子的回答是：“只有我们班一个老师常会讲这种话。”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假的？”儿子笑着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愣了一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的肝啊”。

　　她意识到自己孩子身上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

　　“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时，我真的无法回答。真相只能自己去寻找。”她说，这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压力。

　　她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够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工作两年，再来思考这些问题。

　　2017年元旦，兔泽和广回了一趟大阪，这是他来中国24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他感叹大阪没有以前人多，也没有人穿和服“过年”了，不如中国热闹。

　　他回家看日本的新闻，会格外注意与中国有关的言论。就个人感受而言，他认为自己听到的“中日要搞好关系，亚洲一定要团结”的呼声越来越多。“以后中日肯定会越走越近。”

　　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发达得像建了一个地下城市，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南京新街口的世贸到中央商城直线距离不过100多米，却要上上下下过地道，打通不就好了吗？”

　　可过完“年”，3天后他又回到了南京。他说他离不开南京。

　　“人的存在是因为世界还需要他，而我还在南京，证明这里有人需要我。”在南京，他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总会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为生病需要他推荐医生，因为发生纠纷需要他出面调停，或是因为签证到期半夜打电话求助。

　　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达南京的日子——1993年3月10日。

　　坐了一夜火车，他从南京站走出，打量了一眼这个城市：蓝天白云，阳光映射在“金陵明珠”——玄武湖上。

　　他拿出一张地图，发现目的地在湖的另一头。当时，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用日语在心中自嘲：“难道我要游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