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政治和历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3个人和30万人同样需要纪念。”他说，“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发生这种事情。”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人大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北京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他已经打算好：“她愿意结婚，我们就结婚。”

　　尽管野尻仁通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历史的“小河”，但是水花总有打湿他双脚的时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游行。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游行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钓鱼岛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警察。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杀戮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播出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两个中国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媒体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媒体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打死”。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还手。”他认真地对记者说。

　　2016年12月13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Nanjing（欢迎来到南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画作。

　　馆长张建军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在距离这幅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万人坑”。

　　“看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过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