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学日语的中国人为数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阳。可突然要去的日语学校不办了。她陷入了尴尬：行李打包完毕，房子也已退租，签证也已办好。

　　当有人问她“要不要来南京”，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正是这个选择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在教书的大学里，她与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师相识、相爱。她的归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诉家里，想在南京结婚，不想回日本。

　　可父母发了狠话，“不回来就没你这个女儿”，从此再没主动给女儿打过电话，也拒绝到南京看她。

　　男方家里一样不同意，很多亲戚“呼啦呼啦”地跑过来，分拨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告诫他“日本人当朋友可以，但做夫妻还是算了”。

　　这对跨国恋人与两个家庭僵持着。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逃过一劫的南京人。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蜷缩在一个凳子上。石川果林对奶奶耳语：“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当时如果奶奶觉得难受，我就打算放弃了，毕竟她见过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国人这么重视家庭。”石川果林对记者解释。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台湾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全身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atv，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路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他们选择从那家闻名已久的纪念馆开始体会。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女神”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念馆接待过的外国参观者中，日本人居于首位。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