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现任的“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把历史问题比作是挂在中日两国民众身上的包袱。“这个包袱平时没有重量感，因为里面装满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时候，这个包袱会变得越来越沉。”

　　张建军的一本书里夹着一个空信封。封面既没有署名，里面也没有信件。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冈崇光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交给他的。里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学做讲座时的讲课费，捐给了纪念馆。

　　村冈崇光后来在写给纪念馆的信中说：“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同胞伤害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给我一块钱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如潮的参观者随着那段历史“顺流而下”，年近80岁的村冈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泪，说明词是“请为她拭去眼泪”。村冈崇光在她面前静立了几分钟，拿起手绢轻轻擦拭着塑像的脸庞。

　　他在信中还写道：“对于我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曾任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先父村冈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驻南京。”

　　来为先辈赎罪的日本人还有很多。多年前，纪念馆曾经还有一位日本志愿者，也是为父亲而来。

　　她时常坐在讲解员办公室的拐角上，在一个台灯下默默写字。一本厚厚的记事本上，全都是纪念馆墙上悬挂的讲解词的日文翻译。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状，一头整齐的短发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张“国际志愿者服务证”，小挎包里随身装着记事本。

　　她视力不佳，在看讲解词的时候，需要尽力将半个身子前倾，atv，脸几乎贴到展板上。那些解说词需要讲解两个小时，她从每一块展板上面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展板上的日语大都是由中国人翻译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叫黑田薰，来自大阪，她在纪念馆附近的宾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平时就在纪念馆里为日本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

　　周一休馆，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寻找拉贝故居、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等二战遗迹。她不懂中文，但总能碰到给她带路的中国人，有人会送给她胸花作为礼物。

　　离开后，她在给纪念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还远远不够，但哪怕一点微薄之力，我也要怀着对南京的热爱，在日本不断大声呼吁，不断地将历史传承下去。”

　　她的父亲，也曾是侵华日军。

　　这些年，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难以统计。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与任何人交谈。在他们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说日语”。

　　他们只是默默观看，默默离开。

　　只有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工作人员，能够从他们的发型和穿着上，发现一些端倪，彼此心照不宣。

　　对于纪念馆的秘书而言，带日本友好人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

　　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秘书往往会上前打招呼，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但也碰上过有人控制不住情绪，丢下一句“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故事发生。

　　馆长张建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铭记那段历史？ “1937年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0年，三代人过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时候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纪念馆里走一遍。尽管如此，他说就连自己有时候“心里也会起波动”。

　　“当前大屠杀纪念馆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当时强调的主题是人类‘浩劫’。10年后，纪念馆主题或许从‘浩劫’转向为‘记忆’。‘浩劫’有一种情绪，罪恶事件本身就能引发一种情绪。但记忆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谈爱国不能再用头脑发热的方式，而是思考怎么团结和自强。”

　　他说，那些战争的受害者，比如曾经的慰安妇，都是因为国家贫弱，而为国受难。而“尊重、帮助、补偿那些因为国弱而‘吃了苦’‘受了难’‘丢了命’的人，这就是一种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