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南京这座城市目前住着多少日本人。兔泽和广是其中之一。

　　据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小的数字：日本长期排在这座城市外资来源地的前五位；南京是中国的六朝古都，拥有800多万常住人口；300公里之外的上海，则有近5万名日本人。

　　而南京这个极小的数字还在变动之中，就像是温度计上的读数。每当经济的、政治的气候有一点点变化，数字都会立即作出灵敏的感应。

　　在过去80年里，“南京”和“日本”同时出现时，通常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符号，代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2017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对于大部分南京人来说，“日本人”的形象既远又近，真实生活中不怎么见到，新闻媒体、历史教科书、电视剧以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则常常耳闻目睹。

　　实际上，在南京的日本人并不难找。距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5.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聚居区。从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走上18分钟，迈上1700多步，就能跨进他们的世界。

　　这是石鼓路附近一条小街，分布着各式日本料理店，霓虹灯映出各种颜色的“昭和体”“勘亭流体”文字，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帜。在南京，仅一家点评网站上注册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但真正由日本人开设的只是个位数。没有谁比兔泽和广更加清楚这一点。

　　他是南京日本人协会的会长，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说得出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话”，被他的中国朋友戏称为“假南京人”。

　　大约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万人口的南京。多数时候他们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并不起眼。有时他们又是白纸上的几点隐形墨水，在特定的时刻，无比醒目。

　　兔泽和广亲历过那样的时候。2012年，日本政府引发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很多中国机构和公司突然谢绝和他往来，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为业务开展困难而关门。不过，他并没有打包回家，而是马上又开了新公司。他不打算离开南京。

　　每年的12月13日，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在这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南京“消失”——“要不在家睡觉，要不就在外地出差”，尽量避免抛头露面。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开始了40多天的屠城。从2014年开始，这一天被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6年12月13日这天，9时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学日语系学生的试卷。纸张垒成了一个“小山堆”。两分钟后，刺耳的长鸣声响起。

　　她距离一座容纳这座城市惨痛记忆的纪念馆14公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一个三角洲地带，形状像一把屠刀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区，也指向80年前的那场浩劫，像是无声的长鸣。

　　听到长鸣，批改试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惊，紧接着脑中一片空白。她才意识到这天是公祭日。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这一天，这位说话小声、一头齐耳卷发、面色有点苍白的母亲，会考虑给学校打个电话，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安慰自己，“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什么”。60秒的长鸣过去，上课铃声又叮叮作响。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入了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因为“超生”，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些年，她感到愈发孤单，和她一样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有的因为婆媳关系而离婚；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两三个熟人。

　　“‘南京人不喜欢日本人’，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带小孩带妻子过来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宁愿去上海、苏州、无锡工作。”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

　　2000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时，以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对日本大量战争罪行进行隐瞒。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室与日本民众对话。朱镕基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不过，那时的石川果林无暇关注中日关系。她小时候学过的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教科书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当时的问题实际而紧迫：作为一个教外国人日语的老师，该去哪个国家教一阵子日语，然后回来找个更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