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姚老先生是出了名的省钱，家里买菜用的塑料袋都要洗洗再用的。”说起这事儿，董君莲语速就快了起来，“《梅泾文学》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怎么能让它就这么没有了。”

　　看老先生们这样表态，文化站领导去争取了一下，《梅泾文学》还是办了下去。

　　王立有时会想起元末那场“聚桂文会”，那时一个大家族就能办成这样的文坛盛事。他跟镇政府建议过：500个人请不到，我们也能请二三十个人来写写濮院啊。

　　当然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政府更倾向于投资建一个文化馆。

　　“说得难听点，我们就是自我陶醉一下。其他小镇上的文友都说，你们还不错，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但是看看，我们每一期的文章水准高得不多，只能在这个小镇上自我陶醉。”张治生现在不觉得自己做过的事儿有多特别。

　　不经意一回首，当年遍地开花的文学杂志，现在只在濮院还留着一本了。

　　在濮院居住30年后，吉林人陈滢对镇上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深切的了解。

　　路过一堆半垮的桥栏杆，她知道那是明代濮氏一族被政府勒令迁徙后，后人为表思念故乡之情，偷偷回来修的桥；她也会不经意地说起，从前濮院盛产绸缎，“日出万匹绸”，现在出的羊毛衫，怕是远不止这个数了。

　　她的笔没有停。前两年，她和张治生都在给镇里的“镇志办”工作，搜集了许多濮院的往事。

　　翻开最近两年的《梅泾文学》，也有许多人在回忆那个如今已然见不到的江南古镇的身影：每天凌晨两三点，濮院镇边会响起屠宰场的杀猪声；过半个时辰，朱家大妈家里磨豆腐的声音唤醒镇上老人，老人们起身，等着吃早茶，吃头汤的羊肉面；然后，送肉的手推车艰难地被推上古老的石拱桥，住河边的“傻妞”朱顺宝开始放声大唱“东方红，太阳升……”

　　茶馆里渐渐热闹起来，桥下河道里，停满了乡下来的船，有的卖羊，有的卖猪，吆喝声此起彼伏。

　　夏天的时候，濮院人都聚在女儿桥下游泳，大家会的也无非是土气的“狗爬式”。待太阳落山，大人们拎着竹椅子，拿上蒲扇，晃到女儿桥畔，聊起家长里短，孩子们手里吃着油盐豆，到处嬉戏。

　　嘴巴里，油盐豆既硬又脆，嘎嘣作响。

　　老的文化站几经搬迁，早已人去楼空。事实上，整个濮院镇的老街区都空了——镇里计划着把这一片修复成一个古镇景区，因此，这儿的原住民都被拆迁了。

　　“濮氏家族72支，到现在，这最后一支也被迁走了。”

　　《梅泾文学》的第一任主编周敬文在2008年去世。去世前，他把历年发表过的作品编了一个集子，叫《散柳集》。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部个人作品。

　　董君莲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周敬文已经过世。那本书从此就一直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她想，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能打开那本书了。

　　她现在已经退休，还是一个剧作家，每到过年，总会给镇上的晚会写点小品。

　　路过孤零零的“女儿桥”，车子再往前开，到了曾经兵团丝厂的旧址。那里也正在拆迁，现在是一片废墟。

　　“等夏天再回来看，古镇建好了，就好看了。”陈滢说。她一边开车，一边说起热心文学的这些年，“希望以后回头看，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对得起这块地方”。

　　“爱好文学是多么风雅、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最新一期《梅泾文学》中，王立写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始终会有人怀着文学的梦想，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孜孜不倦地笔耕其中。就《梅泾文学》而言，三十年一晃而过，尽管乡土文人皆草根之作，几乎不可能产生黄钟大吕般的惊世之作，但这是古镇文化千百年来的相续相承。”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交警的姚海松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他给《故事会》投过几次稿，几乎每次都能发表。

　　去年12月，离濮院不远的乌镇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姚海松也接到了给大会当安保的任务。看着来来往往参会的各色人等，有一刻他感觉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想，以后是互联网的时代了。

　　只是，纸质的《梅泾文学》，依旧在每年的11月准时问世。它是由当地的“老板”、退休干部，剧作家、交警等形形色色的人投稿、编辑，支撑起来的一本文学杂志。编辑都是义务工作，稿费到现在也只有50元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