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认识了下放在濮院的杭州知青周敬文，知道对方心里“也有一个文学梦”。1985年，当周敬文被派回来当文化干部，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与他站到了一起。

　　卖猪肉的沈冠生也是濮院有名的文学爱好者，每天下午两三点，国营店里的猪肉卖得差不多了，他就踩着脚踏车，把濮院周边的四里八乡都转一圈，见什么新鲜事儿，就写成消息，供稿给镇上广播站。

　　一条消息能换五毛钱稿费，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丝厂职工董君莲则是通过打酱油认识周敬文的。那时候她还在读中学，发现桐乡烟糖店里这个“打酱油的杭州知青”不简单，“懂文学”，便老是出门“打酱油”。对方告诉她：你不是对戏剧感兴趣吗？去读莎士比亚，去读老舍！

　　“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董君莲说。

　　董君莲从小没读过什么正经文学作品。懂事以后，她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大院里万众一心烧毁“反动书籍”的场面。

　　为什么要烧书呢？年少的董君莲不明白。她偷偷从待处理的书堆中救下过一本《红旗谱》和一本《红岩》，藏在家里的棕绷床下，读得心惊胆战，唯恐被父母发现。后来她在学校的作文写得好，被老师挑出来一字一句地改；说起来是批评，董君莲心里有数，老师是绕着弯儿在指导她。然而这个老师也很快“犯了错误”，从学校中消失了。

　　直到最后，她在同学家看到一本封面泛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

　　很多年以后，文学作品《白鹿原》中的一段描写让董君莲想起初读《梁祝》的自己：“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敢动了，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地一声哭了。”

　　她觉得自己读书就像黑娃第一次吃冰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问，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东西呢？

　　几乎每个文学社社员都有一肚子投稿失败的经验。张治生的经验是，那些正规杂志，“我们这些乡镇上的文学爱好者基本打不进去”，他只能找些“级别比较低”的报纸投稿。王立的每篇稿子都要抄写10份，工工整整、一字不错地寄出去，要是有退稿，赶紧换个信封再投一家。董君莲在1977年被下放到濮院乡下，要投稿，得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回到“街上”才有邮局，下雨天，她常常走得全身都是泥。

　　“痴迷。”王立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人一旦入迷了，还有苦吗？没有了”。

　　张治生常常抱着孩子去看电影——为了写电影评论。当时影院里有规定，当业余电影评论员，可以不花钱看电影。张治生就常常趁着爱人上夜班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影院，能省下两三毛的电影票钱，也挺好。

　　文学社聚会了快一年，周敬文和张治生商量着，把社员的作品编个选集。

　　按张治生的说法，“见铅字”是一件“蛮光荣，蛮让人羡慕”的事情。稿子在外面登不了，“能在社员作品集上登一下，感觉也不错”。

　　要知道，那时候，“投稿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1986年4月，文学社的《社员作品评奖集》问世了。“纸张是讨来的，油印机是去丝厂里借来的，一张张的纸页放在长桌上，一页页拿过去，用订书机订上，书脊上涂上浆糊，再加上封面，就成了一本杂志。”张治生回忆说。在缝纫机零件厂工作的苏惠民擅长刻板，包下了杂志的美工工作，其他人有兴趣就去帮忙，有人整理书页，有人推油墨滚筒，每次四五个人就能装订出一期杂志。

　　第二期的时候，社员作品集的名字正式定了下来：《梅泾文学》。